人生有限，时不我与，您在晚年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一文化工程，做前人未做之事，尽前人未尽之功，这是一种高境界的人生追求，在当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想这些年来您不畏艰辛，四处奔波，跋山涉水，探隐抉幽，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真是令人感动。你的搜求，实际上是对甘肃历史的一次再认识，对甘肃文化的一次大检索，也是对甘肃文物的一次大抢救。文物的散失，常在倏忽之间，刀兵水火，灰飞烟灭，荒烟衰草，断碑残碣，都是我看到过的景象。而现在又处在“文化大革命”重创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之时，实际上是在古文化断档之期，您挺身而出，独担重任，兴亡继绝，为保存西北历史文脉而竭尽全力，真是功德无量。例如关于李贺墓的发现，关于王羲之家谱的发现，关于安维峻奏章的发现，件件都是极重要的事。即以先祖牛树梅来说，他的手迹我小时候只见过祠堂的一副对联：“念先世灶有凝尘床无宿火，望后人出耕绿野入课青灯。”后来有友人从四川寄来一些手迹照片，也都是颜筋柳骨，方正规矩，而碑林所刻的手迹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要不是您发现保存，牛氏后人就根本无从得见了。
你的文章不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而且文字朴实亲切，别具风格，与一般的访碑录、金石录有很大不同。以往这类著作，大多是根据所藏所见，考证其年代，辨别其真伪，纪录其完缺，品评其品第，也就是以碑论碑，以字论字，而您是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以新的历史观、文化观、艺术观，对每一碑石、每一人物，都追溯其历史背景，论述其生平行止，阐明其历史价值，记载其流传经过，条陈缕析，娓娓而谈，于大处见学问，于小处见功力。如西狭颂，昔人认为，“創”字下有“口”字者为旧拓，您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口”字只是下凹，有无此字，只在于拓工之精拙，这就改正了“校碑随笔”等书之谬误，前人还认为此碑有“建宁”二字者为明拓，二字漫泐者为清拓，而从您的释文来看，此说也是不正确的。其他如对免粮恩碑的补缺，对哥舒翰碑的订正，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字之译释，件件都表现了严谨周到之处。
当然，您的功绩还不仅在于千里奔波，仔细校订，旁征博引，广泛搜求，还在于擘画筹措，苦心经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进行了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这一文化殿堂。艰苦卓绝之精神，令人感叹。
此工程还开创了一种风气，珍惜和重视古文物的风气，培养了一支队伍，能够传承古文化的队伍。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记下了到各地时由当地领导干部陪同的情况，这固然由于您是他们的老首长，他们不能不出面接待，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您不是去检查工作的，也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而是去访查文物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过去的地方官，每至新的任所，先看两本东西，一是县志，二是粮册，看县志是为了了解历史文化沿革，看粮册是为了了解生民的疾苦。现在当然不能与过去比，但一个地区的领导，如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漠不关心，总是一种缺陷，您的活动对下面可能起到示范作用。他们陪同您访碑拓碑，检查文物，品评书画，总会受到一点熏陶。至于碑林建造过程中的设计、建筑、选料、刻石等等，都是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刻工来讲，木版刻书时代，这是一个大行业，一些大收藏家在家中就养着一批精于此道的高手。现在日渐式微，几成绝活。您能找到这样一批人，通过锻炼，精于刀法，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您的书内容太丰富，用放大镜看，断断续续，难成系统，我想在视力恢复以后再看一遍。
至于我一生庸碌，老而无为，现在只是给报刊写点零星文章，不成系统。不过我也作过一件傻事，刚离休后，花了几年时间，以甘肃历史为背景，写了四部小说，一是讲“帝王后代”，讲明太祖封三太子于甘肃事。二是“造反者后代”，讲李自成大将贺飞虎流落甘肃以及米刺印造反事，三是“塾师后代”，写农村塾师事，四是“戏子后代”，写农村戏子事。初稿完成后选了一部分给出版社看，他们看后说：这种书根本不会有市场，要出版还得大改一番，但对一百多万字的书稿要修改，我已感到精力不济，只好置于一边再说。
随函附上我父亲的一篇遗稿《陇上优伶志》。我父亲叫牛士颖，字芮青，光绪拔贡，民国时任省参议员，兼省通志局编纂和通渭县志总编纂，不过后来多数时间住在西安与天水，于一九四一年去世。他遗稿甚多，除诗词外，大多是有关地方史料方面的，皆已散失，这篇“优伶志”，写的是民间戏子，地区又限于“陇上”，用的又是文言文，估计不会有什么人感兴趣，藏之多年，现在寄给您一阅。
即致
敬礼！
牛钊手启
2002年11月20日
牛钊的信（二）
流萤同志：
前寄一函，想已奉达，尚有若干未写之意，不揣翦陋，再补述如下：
碑林设《名士手札》一栏，实在是一创举。古人书法流传，一是碑刻题字，一是文稿手扎，如王羲之书迹，除兰亭序外，其他都是给朋友的信件，要是没有这些信件，他老人家也就很难成为“书圣”了，至于张翰思鲈帖，杨凝式菲花帖等等，均以手札传不朽。今之学者作文写信，大都用圆珠笔或电脑打字，若干年后可能不会再有毛笔字写的文稿或手札了，是故碑林以手札上石，具有深远意义。我个人想，以您现在的体力、精力、学养状况，手下有一套班子，与文化教育界又有广泛联系，何不就此机会扩而大之，广事搜求，使天下名士手迹集于一堂，即使不能都上石，作为一种收藏，或办一手札书迹博物馆，也是具有存亡继绝的意义。在取舍标准方面应是人、书兼顾，有些名士字并不好，如龚定阉，乃真正的大名士，字却写得很蹩脚（此公花数十年精力练字，却始终没有练出来，也是怪事），也有些三家村学究，藉藉无名，下笔却自有面目，不落凡俗，两种情况均可兼顾，唯现代领导题词与现代书法家扭捏作态之作，当在摒弃之列。此事说来容易做来困难，也许是我的瞎想，姑妄言之妄听之吧。
兰州刻名士手札，似应为向达先生留一位置。他是西域史专家，又是敦煌学的开拓者，一九三五年即去英、德、法等国抄录被盗的敦煌文书，打算以六年为期，因二战爆发不得不提前回国，四二年亲赴河西与敦煌，“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中”，写了万言书发表于大公报，为保护和研究敦煌及西北其他文化遗产而大声疾呼，常书鸿就是看了这篇文章赶赴敦煌与向达会合的。
向达的著作很多，太专业，我也没有细看，引发我兴趣的是二十多年前我看到过他在甘肃考察期间给曾昭燏的二十九封信。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孙女，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文化大革命前自杀。向达与她交情甚好，故赴西北后每至一地，都写信叙述当地的山川风貌、文化古迹、市场物价、生活习俗等等。他给中研院头头傅斯年、李济的报告，也由曾氏转呈，还托她帮助还债、搬家、安置妻子等事，信中反映向达勤于考察，勤于写作，白天四处奔波，晚间拥被写信写日记写文章。他在岷州古庙中发现一六朝经幢、佛像、供养人像及文字非常精美，碑文中有不少外国字，他认为是《佉卢字》，亲自捶拓下来请曾氏辨认。他还请人拓了其他一些碑刻，但拓得潦草模糊，残缺不全，信中提到的有“李怀让”、“索公碑”、“杨公碑”、“六朝残经幢”等等，还有“吐蕃赞普碑”。他形容敦煌时用了十六个字：“午夜风来，铃铎交响；朝阳始出，千窟争辉”，词意隽永。信中又述及与张大千会见事，肯定了张氏对石窟壁画年代的分析，也详述了张氏临摹过程中对壁画造成的严重破坏情况，表现痛心疾首。向氏信中还提到在武威西夏碑旁，有唐墓志十余方，又提到敦煌长史武班碑，不知您见到否？
他当时提议即在兰州设立一管理研究机构，未获中研院同意，反而遭到排挤，原因大约是向氏原为西南联大教授，自告奋勇赴西北观察，及发现大量文化宝藏后，中研院有些人陡生妒意，拒绝合作，甚至断绝经济支持，向氏信中写道：“七月间举室入川，倾家荡产，所为者即此一事。今得酬素志，朝夕晤对古人，自视此身，已同尘土，何况区区身外之物。”然而他还是被迫提前离开西北。
向氏这些信都是粗纸小楷，字迹工整秀丽，一丝不苟，长信千余言，短信数百字，竞无一因错漏而涂改者。有一信“弥觉凄楚”之“弥”误作“靡”，又有一信中自述诗中之“票姚既不作”中之“票”字误作“骠”，下一信中即行更正，连书“贻笑大方”、“惭愧惭愧”等，于此可见其严谨。这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手札之一，提供给我的是南师大一位姚老师，原是位老报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来调到南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平时跟我有点交往，八0年夏天我有次去查点资料，他拿出这些信给我看。我浏览再四，不胜惊叹，他是从曾昭燏后人处借来的，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条件，姚老抄录后即原件奉还。此偶然机会，得睹真正的名士手札，亦为幸事。但毕竟时隔日久，已经忘记。此次看到您的大著后忽然想起，但姚老已逝世多年，曾氏后人亦不知在何处，我现在仍在继续打听，好在向达在北大任教时间甚长，现在搞敦煌学、西域学的有很多是他的学生，搜求他的手迹，想来并不困难。
在碑林中，似应给常书鸿也留一位置，我在中学时就听到过他，他苦守敦煌的故事，曾激励了几代知识分子。向达信中透露，在张大千去敦煌前后，有许多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前去窥探，而且都喜欢在壁画上剥剥弄弄，常书鸿去后才严加管理，处处提防，即使大派头的学者（如黄文弼）也为悔也不假以辞色，不过我只以为他是位热爱敦煌的学者，最近中央电视台介绍中国绘画时，说把西洋画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有影响的四大家是徐悲鸿、刘海粟、常书鸿、林风眠，这倒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常氏手迹易得，不知碑林有无给他刻块石头。
人老话多，絮絮叨叨，几不能自已，须表明心迹的是我多年远离故土，未能为桑梓献力，常有一种负疚感，故对向氏、常氏以至许多支边青年都非常崇敬，特别是看了您的大著后，此种心情更为强烈。
即颂
文琪
并祝阖府清吉
牛钊
12月1日
牛钊的信（三）
流萤同志：
偶翻旧材料，发现一首李世军悼念于右任的词，我因年老，记忆力越来越差，有些看过的东西转眼又找不到了，所以还是随手抄给您看看。李世军，静宁人，新中国成立前任国民党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常委、江苏省政府参事。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新华日报连发多篇社论，总题目是《批李世军的五把刀》，因而闻名全国，“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首当其冲，所幸他身体健康，大难未死，“文革”后即迁居北京至八十年代逝世。此人身经两个时代，既见过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党的头头脑脑，也见过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党领导人，更奇特的是他还见过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而且都有点交往，这在甘肃人中似乎是不多的。他家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四八年我南来时，战火纷飞，一片混乱，家中嘱我如生活陷入困境，可去找田炯明（天水人，当时好像是国民党考试院副院长）和李世军（当时好像是南京卫戍司令），但那时候我意气风发，以进步青年自命，岂肯去见反动官僚。新中国成立后倒是想去看看这位乡亲，而又因运动不断，纪律森严，我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搞得够烦了，不想再烦上添烦。其实我小时住在西安时，他与邢肇棠来过我家，只因年幼，印象模糊。我想象中他大概是位赳赳武夫，后来看到他回忆李大钊、鲁迅的文章，方知在文事上亦有一定功底，他的词并非上乘，但大体上平仄协调，中规中矩，并非丘八体。有关此人情况，估计甘肃有关部门必有详尽材料，我这里只是一鳞半爪，录上只供您参政。
此致
敬礼
牛钊
12月10日
致牛钊（一）
牛钊同志：
十二月一日信，前几天收到，还未回复，今天又收到十二月十日信。您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费时劳神写了那么长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信，我读而思之，这也表达了您一片关心乡邦文化的殷切之情。
心，我领了！
名士手札，我非常喜爱。您讲：“就此机会，扩而大之，广事搜集，使天下名士手迹集于一堂，即使不能都上石，作为一种收藏或办一手札书迹博物馆，也是具有存亡继绝的意义。”您这个想法非常好，也提醒了我，当在有生之年，努力为之。最近，我又收到了几件，一为安维峻上《请诛李鸿章疏》后十一日，他被贬官，收拾行装，在北京写的。此件具历史意义，已装裱成卷，拟请人题跋。寄来复印件，可看看。二为范振绪手札，内容一般，但书法好，且系陇上名人，也有价值，也寄来复印件一份。三为张謇给天水五新令的临别赠言。王时在南通师范求学，和张是师生关系。此件由王家后代收藏，给我一份复印件。四为秦安学人巨子馥在天水卦台山收藏了一柄石刀，请顾颉刚、杨思、水梓、范振绪等人题跋。我要了一份复印件，正和收藏者洽购。现在，要收藏名士手札，困难是：一、信息闭塞；二、收藏者不愿出让；三、要价太高。最近，有一批手札，开价二十万，实难承受，但我还是尽力去做。向达手札，当努力去找，我想会找到。常书鸿的书作，已经刻了一方，还未上墙。此件是从其夫人李承仙那里要来的，行书，可以。常先生的东西，都运回老家浙江了。
说到名士手札以及其他碑刻的取舍标准，您讲：“应是人书兼顾”，“现代领导题词与现代书法家扭捏作态之作，当在摒弃之列”。
我完全赞同。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一、人品；二、书品，先看功力，次看风格；三、对社会有贡献，社会承认；四、一般选年长者，不致中途有变。我还坚持，崇尚艺术，远离政治，政治行情，老是在变化，而碑林是石头上刻字，一放就是多少年。而且碑林主要是显示书法艺术的，同时反映历史、文学等等。当然，背后还是有政治的，不过不那么直露而已！
十日信讲的李世军，我知道，他家距我老家百里地。于右任曾给他父亲李早勤写过一方墓志铭，我见过拓片，并曾请托县乡干部和他家联系，原石是否尚在，能不能卖给兰州碑林。李家人讲，原石已找不到，实则不愿拿出来。您寄来的资料，我将采用适当方式，让它留下来。
还有，向达讲的武威唐碑，原出土九块，是夏鼐发现的，一块在武威地区博物馆，已残损；六块在武威市博物馆，还有两块，据说，当时夏鼐带往南京博物馆，我曾派人到南京去找，没有找到。在甘肃现存的七块中，我选了两块，予以翻刻。一块是弘化公主的，一块是她儿子青海王慕容忠的。弘化公主是下嫁吐谷浑，而文成公主是下嫁吐蕃，都是加强民族团结之举，而文成公主大大有名，弘化公主鲜为人知，宣传力度大小之故也。为此，我刻了两块。
今年，还是忙于建设，后山要修汽车路，前山要修山门和步行道，明年可完成。到时，可松口气了。祝您新年安好！
流萤
12月20日
附：沁园春？纪梦太平老人
李世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