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乡矛盾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集中计划体制和城乡分割政策，城乡差距并未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城乡矛盾有所缓和。但几年之后，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由此带来的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城乡矛盾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正确认识和处理城乡矛盾，需要清楚地了解城乡矛盾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城乡矛盾产生的原因，总结和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这对今后指导和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城乡矛盾的延续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肩负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实现国家富强仍然任重道远。为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民族中兴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国民经济经过短暂的三年恢复时期，便于1952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影响，在借鉴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上选择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发展战略上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并高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战略，在资源组织方式上重城市轻乡村、急工业缓农业，在社会管理制度上实行城乡二元、相对分割的模式，使旧中国社会城乡矛盾得以延续。
中国选择何种类型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建立何种经济体制，显然受到“苏联模式”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当时中国领导人对中苏两国的国情条件的巨大差异应该说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仍然选择了“苏联模式”呢？笔者以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其一，“苏联模式”是一个现成的模式。由于中国领导人长期从事革命战争，大都没有从事经济建设的经验，而苏联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长期被标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三，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制约。战后意识形态的分野排除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可能，中国只能从苏联获得经济和技术援助，在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城乡矛盾进一步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有所强化。在确立走工业化的道路之后，中国要进一步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以及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鉴于百余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和当时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不仅在于提高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更重要的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因而需要优先发展与加强国防能力相关的重工业。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理由，中国自然会选择超高速发展战略，以此来尽快实现工业化，彻底摆脱历史遗留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理论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在实践上，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两弹一星”。换言之，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受到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的制约，实现民族独立无疑是国富民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实现中国工业的超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问题。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资金的集聚问题。同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国情非常特殊：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1952年12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1∶2.617)，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工业化的资金高度匮乏；二是传统的农业和轻工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大，1952年，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与此同时，其产业技术落后，产出能力低下，从而对工业化的支撑能力和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进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积累能力不高，工业化动力严重不足；三是由于意识形态鸿沟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封锁，使得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内的资金积累。因此，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落后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而且表现为不能吸收国际资本和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的“自力更生”型的工业化，这使得超高速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道路变得荆棘丛生。
中国工业化资金形成的策略有三：其一，在收入分配上，高积累低消费。为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满足工业化扩大再生产投资的需要，实行最大限度地压低社会总消费的策略，这种政策使积累迅速增长，但是如缪尔达尔所言，忽视了生活质量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其二，在投资分配上，重生产轻生活。尽可能减少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如城市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的投资，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到“生产性建设项目”，尤其优先投入重工业。其三，在劳动就业上，低工资高就业。城市统包统配，农村自给自足，无论城市和农村都不允许存在名义上的公开失业，实行完全就业政策。
此外，实行服务于工业化的城市化策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条件，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共性；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为集中尽可能多的资金用于工业发展而实施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化社会成本的策略。在收入分配上，仍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压低城市总消费，降低市民人均消费标准；限制城市人口数量，使之仅仅满足于工业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投资分配上，限制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其标准和发展速度上限接近工业化的最低要求。这些策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滞后和延缓效应。
上述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要面临的一些矛盾。在资金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要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只有依靠农业和农村的积累。1952年，农业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高达57.7%。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处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预示着农业必然是工业化积累的主源产业。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对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选择所产生的一种必然逻辑和历史规律。
为了实现工业化战略目标，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策略，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力量来组织和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其一，建立“统购统销”的集中计划体制，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把农业中的资源转移到工业领域，以完成工业化资金积累。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建立以中央计划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指令性统一计划和分级管理，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指导性计划。与之相适应，建立了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体制、生产资料统一调配的商业流通体制和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体制等。1953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对粮食实行农村征购和城市配售，其目的是通过保证低价农产品的配给来实现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工业原料的低成本。同时，在低成本战略的基础上，将工业部门的高额利润进一步转化为新的工业化资金，集中投向主要聚集在城市并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方面。据有关资料研究计算，1952-1978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和税收等形式使农业净流出资金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非农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73.2%。与此同时，中国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8倍，重加工业产值增长了40倍。由此，形成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在这一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统购统销”的集中计划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中国工业化初期资金积累的转换器。其二，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分割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政权组织的经济化、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和管理方式的军事化，政府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全过程，不仅保证了“统购统销”制度的有效实施，而且限定了农村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同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农民除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工矿招工等特殊情况以外，没有权利和机会迁入城市定居和就业；非农业户口是在城市就业的“资格证书”，实行户口和就业一体化的统包统配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就业与福利一体化的城市福利体制。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近30年中，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以国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手段，以农业剩余转换为中介，以重工业超高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换言之，中国工业化采用国家工业化模式，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
就工业化本身而言，重工业不仅集中了其他产业或部门的必要投资，而且预支了未来的必要投资。诚然，“苏联模式”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迅速地推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工业化。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国情的显著差异以及“苏联模式”本身具有的缺陷，承袭“苏联模式”及其工业化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和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重工业轻农业、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多资金少劳动的技术路线以及重外延粗放轻内涵集约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较大。“一五”期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又把88.8%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即重工业的建设”。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变动，表明了中国既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又超越了以基础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直接跃进到了以重加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赶超战略在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在四个方面失衡，即在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失衡，轻工业与重工业结构变动的失衡，基础工业与重加工业结构变动的失衡并最终导致了生产与需求结构的失衡。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有序发展，既反映居民消费指向的变化，又反映资金积累主源产业积累能力的依次递增。赶超战略不仅使积累主源没有从以农业为主升级为以轻工业为主，而且使积累能力很弱的农业始终成为重工业发展的积累主源，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兹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国民收入差距最大为4.09倍，而中国在1979年高达6.08倍。这突显了中国城乡矛盾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农业长期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来源，一方面使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受到巨大限制，另一方面农业过度向外部输血导致自身供血不足，动摇了重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使得现代化进程由于后劲不足而速度缓慢。同时，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缺乏拉力和出口，再加之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不断累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难以跨越的巨大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历史必然。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乡矛盾的演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的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政治殖民主义时代转入经济殖民主义时代，与此相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由战场转移到市场。在国内，农业和教育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使得以牺牲经济效益和长期利益为代价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无法继续推进。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就城乡矛盾的演化情况来看，改革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第二阶段是1985—2001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时期。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农村改革拉开序幕的标志。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传统的经济体制得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的收入得到发展，城乡矛盾有所缓和。改革的基本理由在于：1970年代末期，农产品供给长期严重不足，已难以继续为大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甚至难以维持城乡居民低层次的温饱消费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