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欣悦的灵魂》也应作如此观。《欣悦的灵魂》写于1922年至1932年，正是罗曼·罗兰日益“左”倾、日益靠拢社会主义苏联的时期。小说以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为历史背景，以安乃德·玛克两母子为主人公，写他们如何从个人主义发展到集体主义，如何从自由民主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浪潮，参加了革命，成为国际工运中的活动家。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部杰作，是法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其重要性超过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超过同时期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说”，等等。这种论断其实是一种“唯政治思想内容”主义的评论，而不是文学的、艺术的评论，因为，从文学艺术的标准来看，《欣悦的灵魂》正是一部缺乏艺术魅力、缺乏丰满的现实生活形象而流于概念化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人物只不过是作者主观构想的产物，苍白无力，它远远不能构成一部杰作，更谈不上是法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罗曼·罗兰缺乏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丰富的感性经验，他更多的只是根据他“左”倾的思想观念在进行创作。把这样一部作品抬高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上，尊奉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显然是一种无实事求是之意的偏颇。
这就是多年来弥漫在罗曼·罗兰研究与评论的两层意识形态迷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畸形的罗曼·罗兰评价，一方面竭力强调作为其后期起点标志的《超乎混战之上》的重要性、大力宣扬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左”倾的重大意义、将《欣悦的灵魂》奉为里程碑式的杰作，从而尊罗曼·罗兰为二十世纪法国甚至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中超乎“一般资产阶级作家”之上的第一流大师，大大抬高了、夸大了罗曼·罗兰在当代文学中的实际地位；另一方面则竭力贬低罗曼·罗兰真正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无视它作为一部杰作的重要意义。在这种畸形的评价中，罗曼·罗兰就处于一种双向的失衡状态，一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的失衡，他仅仅以其后期的“左”倾就远远超优于那些因未与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合拍、未与苏联同路而被称为“资产阶级作家”、但实际文学成就确属世界第一流的作家之上；一是在他自己全部创作中的失衡，他以《欣悦的灵魂》为其代表作！而这种畸形评价的主要根由，就在于把作家思想“左”倾的程度、与社会主义合拍的程度、与苏联一致的程度，作为衡量作家成就高低的首要依据；在于首先以政治思想的标准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在于首先不是把作家作为艺术家来要求，而是首先把作家当做政治社会活动家来要求。
当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远远不止是贬低而已。它是建国以后外国文学中不仅最不被善待反而最受虐待的一部名著，对它的“严正批判”“肃清流毒”“清除污染”，几乎从未中断。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历经各次政治运动，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在它的头上，积淀下这样一些“政治定性”式的判调：“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的根源”，“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小说”，“在我国读者之间，引起了思想混乱，产生了不良效果”，“一股歪风邪气随着这部小说渐渐扩散，污染我们社会的健康气氛”，等等。这些判词偏偏出自研究者、评论者的手笔，因而不容人们无视其存在。这种情况正充分地说明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左”的年代遭到的否定是多么彻底。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中竟出现这样粗暴的判决，既是“左”的政治路线、“左”的意识形态政策导致的结果，也是缺钙型文学研究乘风使势而自我膨胀、强梁肆虐的表现，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屡次成为整肃清除的对象、批判分析的靶子，不过是因为它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有巨大的、广泛的影响。要知道，在中国，凡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本建国后第一次出版是在1953年，仅仅三四年以后，它就遭到了难以摆脱的厄运，直到改革开放，情况才有好转。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积淀没有彻底铲除，对这部作品的重新评价仍然是很不充分的。现在，当“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又郑重提出后，当人们回顾根深蒂固的“左”曾带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惨重危害的时候，当人们认识到“左”是如何有可能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的时候，当人们又看到“左”是如何企图把文化再拖回到“横扫”“清除”的沙漠中去的时候，颇有必要拨开弥漫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一层层“左”的意识形态迷雾，现在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部杰作的精神风采，有足够的认识，有由衷的赞赏了。
在这里，我想提到傅雷先生，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作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巨匠，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译述劳绩中的力作之一。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书于1937年初版时，傅雷先生曾写过一篇《译者献词》，1952年重译本问世时，他又写过一篇介绍文字。此两文都是对罗曼·罗兰原著的评价与赞赏，篇幅虽然很短小，但比起那些长篇大论、令人难以卒读的“批判分析文章”，要切实、中肯、精辟、富有启发作用得多，也正因为它们与后来“左”的高调诸多不合，故在译本再版时曾被删去。傅雷先生不仅政治上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含屈而死，而且在翻译劳绩方面，也受到过恶
意的攻击，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也为了恢复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谛精华的评价，兹将两文引述如下。
这是1937年的《译者献词》：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世界的战绩。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这是1952年译者所作的简介：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
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和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在法国文学中，“长河小说”并非一个赞语，仅指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但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巨大的规模与恢宏的气势而言，它倒的确像一条浩荡的长江大河。面对着名山大川之类的宏伟自然景观，人们总会有千般万种不同的感受。谁能对无数世人种种不同的丰富感受一言以蔽之？谁能断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所知足以概全？谁能说长江只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而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只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或者“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的画面，而无“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的声势？也何尝不会有新安江上“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美景、黄河道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常情？文学阅读、文学评论亦复如此。每部作品都是一个世界，一角天地，不论这天地是多么狭小，也容纳得下读者种种不同的审美发现与艺术感受，何况是如名山大川般宏伟壮观的巨著？文学欣赏、文学评价只不过是从各种各样立点出发在审美上的各取所需、各取所好而已。
什么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们定会有种种不同的感受与回答。
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发散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它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音乐家，而且是以几个德国古典音乐家、特别是以伟大的贝多芬为蓝本塑造出来的音乐家形象。这里有着贝多芬式的眼睛与对现实的观察，有着音乐大师的体验与灵感，有着他们内心中那可以包容宇宙万物的奇妙的和声。这部书以语言文字的艺术，传达出音乐天地中的艺术，广泛涉及艺术史领域中一些重大的现象与重大的问题，它本身就构成一个音乐艺术的世界。读这本书，可以得到艺术对心灵的熏陶与洗礼。
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它的主人公不仅是音乐家，也是思想探索者、文化研究者，他既上升到当代思想的顶峰作过巡礼，又在巴黎的文化集市上作过考察，他的经历本身就像一条思想文化的长廊，包容了当代的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与课题以及对它们的见解与思考，这使小说居于高品位的层次，具有严肃深邃的风貌。读这本书，可以增添学识，有益心智。
这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人格力量的书。主人公是一个反抗、进取、超越的形象，他通过顽强的奋斗，冲出了贫穷的市民阶层的局狭，突破了德国小市民庸俗、虚荣、麻木、鄙陋氛围的窒息，排除了上流社会冷酷现实与金钱关系的束缚，超越了当代欧洲文化的传统与现状，而成为了世界的艺术大师。他是一切偶像、一切权威的挑战者，他是一切虚伪、低级、庸俗、保守、腐败、消极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他不迎时尚，他敢抗潮流，他具有强悍的个性，铮铮的铁骨。他集英雄精神、行动意志与道德理想于一身，他提供了一个强人的范例，展示出一个超人的意境。读这本书，可以振奋精神，坚挺人格。
这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作者让奥里维、安多纳德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好几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体现这种精神：对博爱人生观的宣扬、对结合着基督精神与一切正直思想的宽容的向往、对诚挚友爱的追求、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济世方案的探讨、对缔造全新社会与全新文化的憧憬、对个性发展与社会义务相结合的重视，等等。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温馨动人的篇章，也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高尚博大的风格。读这部作品，可以涤荡褊狭与狂热，可以开拓心胸。
这并不是一部充满了抽象观念与枯燥内容的作品，它的艺术气息、思想文化内涵、人格精神、人道主义热情，都是表现在十分丰满的生活形象与人物形象之中。它的生活图景，从德国到瑞士到意大利到法国，具有罕见的巨大规模；它的人物来自各个不同阶层，都有真实的性格，特别是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超人，也是一个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有自己的过错，有内心中的矛盾、软弱与痛苦。由此，我们可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部发散出浓烈的文化艺术气息、闪耀着智慧灵光的书，同时又是一幅生活的画卷，一组人物的雕塑。我个人更着重作品的前一种特质，因为凡有描写才能的一般作家，都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画卷与雕塑的性质，而只有像罗曼·罗兰这样学者型的作家、思想家型的作家，而且是像他这样对艺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有广博学识与精深研究的作家，才能写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巨著。
毫无疑问，《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气息、人格力量、人道主义，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积累。它们以自己的光辉对照出无知、愚昧、狭隘、偏激、狂热、暴虐、猥琐、自私的阴暗性。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随制度、路线、政权、帝国、联盟的嬗变而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部作品，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它永远不会“破产”，破产的倒正是那种乘风借势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伐与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