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能较成功地执守婚姻中自我认同的夫妻，往往也能较成功地历经改变和困难，以处理受各种规范影响的家庭问题，并解决他们与父母间的一些尚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实际上，这也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发展出足够的成熟度来进行婚姻内涵的再协商。当然，他们从家庭和朋友那里能否得到支持以及是否能未雨绸缪地着手处理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因素。像温翔和我就是从婚姻家庭心理治疗中得到了许多支持和帮助，而早先我们也从各自家庭中承传到一些正面的影响。例如我就是从父母那儿学会了坚忍和乐观，而身为演员和剧作家的温翔则非常温柔敏感，愿意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也非常具有艺术家风范，能够颇具男子气概地接受婚姻再协商所订下的全新诠释，我真得好感谢他母亲培育了他这两项极佳的特质。
当所有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内在的动机就成为能否成功协商出婚姻内涵的最后决定因素。那么什么是激励伴侣采取行动的动机呢？你不能指望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伴侣会实现转变，因为改变常常是痛苦而困难的。你的伴侣宁愿留在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模式中。有时，婚姻就是在改变与不改变中被弄得暧昧不明，但有时，婚姻也由其他一些障碍引起转变。例如，夫妻无法协商出一个满意的婚姻内涵，但为了孩子他们不得不斯守在一起；一个男人会因为提出离婚而感罪恶，从而除了选择留在婚姻围城内别无他法；一个仅有微薄收入或根本无收入的女人因无力独自负担起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而继续留在婚姻中别无选择。每当一些夫妻告诉我，他们对婚姻早已心如死灰，只是觉得必须等到孩子长大后才能离婚时，我就会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消极地留在一个已死亡的婚姻里，就等于在蹉跎生命。事实上，你自己不可能真正静止。最好的办法是选择重新致力于婚姻内涵的协商，不然就选择一个好的方法来分开。事实上，当一方如此成长的时候，另一方也可能会跟进有所改变。
此外，金钱和阶级因素是婚姻的选择中另外两项重要因素。通常，一对夫妻越有钱，可以帮助他们在婚姻内涵再协商中发挥助益的选择也就越多。就好像富裕的经济帮助了俞冰和柳馨，也帮助了吉静和礼文。不过，有时候极端的有钱和名望也会成为婚姻内涵再协商中的障碍。
如果你手中握有一支魔杖
如娟拉着刘宾一起前来我们心理治疗中心，因为她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他的坏脾气。“他常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雷霆。有时当他打电话回家我不在家，他就会板脸。”她继续谈到在安排自己的行程作息时，如果未将刘宾放在第一位，他就会如何如何失去控制。于是，我问她是否有自己生活的自由。对这个问题她一脸茫然地回答：“当然，我希望他了解，他不应该因为我参与一些其他事情而恼怒我。记得1987年，他已经在北美留学，他来信要我从上海去北美陪读，为此我放弃了上海大学文学院大学文凭自学考试。那时，我只差一门科目没有考完，心里不免有些难过。可他却因为我难过而冲着我大发脾气。我不由自主地怀疑起自己是否疯了，竟然为了陪读惹出问题。我想，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有这个走出国门去美国的机会而感到雀跃。”
我很快了解到，就像许多嫁到金龟婿的女人一样，如娟不愿冒险失去这个可以带她进人名利世界的婚姻。但在婚姻中，她比一般身处较低经济阶层的妇女还没有权力。刘宾就像许多有钱男人一样，早已习惯于权力，从未想过要和作为“属下”的妻子共同协商。他解释：“我在北美的学习、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时间一直打电话给她。她对来美国一直吞吞吐吐的。我1986年来美国后，一直非常孤独，加上生活压力，真希望妻子能来陪着我。她上海大学文凭自学考实在没有比来北美陪读这事情更大，别人要来美国还不成呢！”在一般家庭中，迫使一个丈夫放弃对太太专霸态度，往往是由于这个家还需要太太的收入。因此，较低收入的男人往往更习惯于分享权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期待自己能拥有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但没有这些体验的男人（好比刘宾），就不会受此激发而改变。 每当治疗一开始，我总是问夫妻双方如果他们手中握有一支魔杖可供挥舞，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据此我想评估出他们是否愿意实行婚姻权力的改变。我还告诉他们，如果愿意付出代价，几乎每一对夫妻都可以改善他们的婚姻，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如果”，因为婚姻夫妇已经早已习惯自己一套思维和行为模式，他们被黏贴在自己位置上再也无法作出任何改变。爱与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拉扯着，最终将夫妻拖入旷日持久的婚姻争战中。争战可能使夫妇重开协商之门，也可能将他们拖向劳燕分飞各自东西之路。何去何从都牵涉到改变，都带着希望之光。然而，改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协商中的情感面转变
夫妻不可能仅是坐下，像劳工与雇主一样重订协商合约。在我国，当两人结婚时，他们的婚姻“合约”通常只是双方一种心照不宣的口头承诺，夫妻两人共同“签定”合约，以分享他们的希望、梦想以及未经表达的期望，例如希望能善待自己，在新婚姻家庭中和谁将分担什么工作等。然而，就像商品契约一样，只有当婚姻合约明确地以白底黑字表示出来，并具有法律效应时，合约才被履行。可惜，这一先小人后君子的协定至今还没能在我国时兴。
当玉仪和高昌俩夫妇前来我们中心治疗时，高昌气得连话都说不出。他是为玉仪未能与他一起去中介商那里会面，失去了一次参建郊区住宅的绝佳机会而生气。他真得很感挫折：“我们一直梦想能让孩子在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宝宝在3个礼拜後就要出生，我们的房子还没有着落，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着他期望改变的热切及玉仪的踌躇勉强，我不禁问道：“这到底是谁的梦想？”
于是，玉仪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这对高昌很重要，听起来也是个好主意，只是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和地方。可是我又不能让他失望。”说着，她呜咽起来。
我试着帮助她了解，如果只是一味活在高昌的梦想里而不管自己，那么，最终反而会使他更失望。于是，我与他们商定将治疗焦点放在将宝宝整合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然后再考虑其他两人未来的策略问题。就像许多年轻夫妇一样，高昌和玉仪尚不明白在“妈妈—爸爸”的角色下，蕴含着一股强大的规范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孩子就好像一个陷阱，总是诱使夫妻掉进一个足以损坏他们婚姻关系的黑洞中：高昌想要将太太、孩子安置在一个与他自小成长环境一样的舒适环境里。但在这之前，两人都一直在市内上班，这种搬迁势必改变他们的婚姻关系：她上下班距离和时间长了，又少了朋友和家人经常来家中叙聊；而他每天上班光是单趟就要花掉一个多小时在路上。
既然想改变婚姻关系，何不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个可行的协议？或许高昌和玉仪可以协商出一个周末去度假屋的办法，这样她可以保住在城里的工作。或者，有些工作较具弹性，夫妻可以选择其中一方停职一年，以配合对方工作，也可以带着孩子，全家人在一起。换句话说，夫妻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计划上做一些合理调整和改变呢？
有时候，我会在治疗中使用一些激发行为和理智改变的字眼，例如：“讨论”、“冲突”、“解决法”、“调解”、“做决策”等。但是，对于亲密伴侣而言，若想协商成功，必须经历个体和夫妻关系在情感面的深入转变。这种转变能使双方看清自己和对方，真正体会到自己和对方的存在，允许双方以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去交谈看法。但在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必须先释放内心的愤怒、伤痛和失望。
不论处于何种转变时期，若想达致顺利协商婚姻内涵的目的，都需要对方努力来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换言之，夫妻应尽量停止批评对方、争吵、说壤话、摆出轻蔑的态度、冷战、或在怒气中做出单方面决断等行为。因为夫妻互相伤害的时间越久，双方感情越淡，关系改变也就越难。对于这种情形，我经常采用一些特别技术，帮助夫妻在协商前营造一个好的气氛：
·有时候，我会让他们稍坐片刻看一本书。这本书是我的朋友雷鸣写的，题目叫做《愤怒之舞》，它能引导读者以理智的态度来克制愤怒。
·然后，我会问协商双方是否愿意改善自己的行为，从意识上给予他们“闭上嘴巴”警讯。行为常常跟着感觉走。如果他们能向朋友般互相对待和倾谈，不再互揭疮疤，那么，协商的气氛会立刻显现出来。进而可进入实质性的协商层面。
·我会探讨造成两人对婚姻家庭失去信心的原因，包括追溯他们自幼成长家庭、社会诉诸于他们的一些想法。好比，当妻子说：“我喜欢一个温暖有人情味的男人，但又希望他在经济上也能有所成就”时，我会引导她讨论要找到一个能够符合她两种期望的男人是何等困难。又比如，当丈夫说：“我希望太太既是一个能一手持家，又是一个我当初所娶的甜美女孩”时，我会与他共同探讨他的期待是否合理的问题。
在此还要附带一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女性常认定自己婚后可以改变先生，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男人则假定妻子当年吸引他的那些美好特质永不会变，然而，婚后也发生了不同于初衷的改变。因此，唯有当夫妻了解这些空乏的假定是多么不合理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失望和愤怒才能释然于怀。
·将他们的抽象愤怒 （例如“她这么苛刻！”）分化成较具体而特定的抱怨，以便在治疗中能加以明确陈述，好比“对她批评我带孩子的方式，我很生气。”当愤怒降低但还未被完全驱散时，双方关系常会变得较为平静，然而仍然有一些疏远。毕竟夫妻以愤怒方式相待已有很长时间，如今突然要求以一种正面方式相处，必然会有别扭、僵持、害怕被拒绝的感觉，他们以前一直藉着冲突来免于被拒绝的恐惧。现在，他们必须放弃以前凡事都抱怨的做法，例如“如果他真得爱我，就应该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或者，“她明明知道我受不了她整晚拿着电话聊天，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诸如类似的抱怨显然是要求对方必须按照你的思路模式想事、办事。这种骄横无法为对方所接受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有些夫妻比较含蓄，往往以一个模棱两可的讯息来转达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抱怨。比如，一位妻子说：“每次当我把工作上碰到问题告诉先生，我的话还没完，他已提供给我好些怪建议。”其实，这位妻子内心并不想从丈夫那儿得到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是期望得到丈夫的安慰与体谅。
抱怨有时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但日积月累会造成夫妻间的愤怒与痛苦。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将愤怒予以明确具体化不仅是为对方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一旦愤怒和抱怨化解后，夫妻双方就能进入重新协商婚姻内涵的新阶段。
情感与行为的互动
改变的确很重要，它能使你与配偶以一种关怀的方式互动，而不是处处采取防卫。就如我曾经说过，夫妻必须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必须放弃任何“别人应该使我快乐”的想法，不再责备别人“惹我生气”，也不再责备别人“给我惹麻烦”。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喜怒哀乐负责，就像“他们不该惹我生气”这种理由不能成为向对方咆哮大怒从而危及婚姻关系的借口。你必须明白，即便你很沮丧，也不能认定配偶有义务一定要让你快活，或是有义务要听你喋喋不休诉说个没完。
同时，夫妻也必须了解适当表达情绪的重要性。当你生气或受到伤害时，要试着告诉对方，而不是将气出在家里或对别人冷漠不语上。他们也的必须将人的不同差异因素纳入考虑轨道，这种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表达。例如一方想要大吵，另一方却只想以散步来抑制和克服心中怒气，这种在家庭婚姻问题处理上的歧异，使事情往往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夫妻双方都必须在情绪上着手改变：如果丈夫暴怒失态了好几年，那么，他必须处理情绪问题，他的妻子不该体谅他的暴怒，似乎他的愤怒失态情绪是她惹起的；正如先生需要探讨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多失态易怒的脾气一样，太太也需探讨为什么自己愿意逆来顺受这么多年。
一些专家重视行为改变的指导，就像一些行为治疗医生或社会学家提出的，家庭只要将任务重新分配，就可以解决婚姻家庭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单单改变行为而情感未随之改变，是没有意义的。一位父亲可以勉强同意花一小时来陪孩子玩，但他的心却没有和孩子在一起，他可能只是暗自生气，“为什么要我来照顾孩子”。有位女士曾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全家在锦江乐园玩的时候，先生心事重重的，一个人默默无声地走在她和孩子之前。没错，他是和全家人在一起度假，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就像没有来一样。
这样说不是说我不赞成行为改变，有时行为改变还深具惊人的效果，它可以激起情感层面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婚姻家庭心理治疗医生会以情感面作为治疗的开始。一些家庭治疗医生常爱说：“先改变你的行为，然后你将惊讶你的情感竟也如此快地随之改变。”然而，身为心理临床医生，我更想表达的是，改变会发生于三种层次：情感、行为和社会。而且，单单改变一种层次是不够的，甚至还会产生反效果。配偶互动行为必须同时随着自身情感改变。
改变是无法脱离社会层次的
有一回，我接待了一位抱怨先生疑心病太重的太太。她像大部分女性一样，一直是家中过于负责的一员，包揽家里事无巨细的事情，包括先生的父母和姊妹，为先生的每件事情操心。这位太太说：“他的疑心病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劝她暂时少管一点家里的事务。这样做后，他先生的“疑心病”立刻好了，可太太内心却非常难过。她泣诉着说对我说：“自己像个“恶婆”，对家人一点关心和同情都不肯给。”
为了了解她这一意料外的情感反应，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加以探讨，并追溯她照顾病危母亲多年的童年时代。至此，我们才知道，她并不希望终其一生照顾别人，这是她生为家中长女被训练而成的角色。这个以家庭情感体系为脉络的例子说明，单是行为层次改变很可能出现变质。然而，即便行为改变有情感层次改变作为后盾，仍可能因为不了解社会脉络而无法持久，因为社会因素有可能对这些改变产生此消彼长的作用，所以，社会层次的分析也是改变婚姻关系所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