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航运
水运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运输手段。战前，湖南的航运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抗战开始后，由于大量人口和工矿企业的内迁，湖南的运输业迅速紧张起来。当中日双方军队在湖南境内拉锯后，铁路和公路等现代化运输工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航运业的重要地位就显现出来了。战时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为发展湖南的航运业，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1）保存船舶。主要是将沿海的船只向西迁，这些船只大多是装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和人员过来的。武汉沦陷前夕，又将聚集在武汉的大小轮船经宜昌迁入四川，或经洞庭湖进入湖南。如1938年9月，从汉江驶人长沙的轮船有66艘，至常德的有16艘。这加强了湖南的内河航运能力。（2）统制水运。交通部为集中运输能力，采取联合营运政策，督促航商组织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在办事处之下，调度所有轮船，以供军民运输。同时针对木船运价紊乱的状况，采取了运价监督政策。（3）发展内河水运。抗战爆发后，湖南省政府大力开辟内河航线。主要有：桃源、沅陵辰溪线，衡阳祁阳线，长沙经安乡、公安、松滋到宜昌一线，该线在宜昌沦陷前成为沟通湘川水路运输的主要动脉。另对湘江、沅江、资水及其支流充分利用。为此疏通河道，创办绞滩工程。如沅水战略位置显要，是大后方沟通前线的黄金水道。当时常德至桃源可行20～50吨级汽轮。1942年又延伸至麦家河，麦家河至沅陵因滩险碍航严重。1938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导淮委员会拟定沅水从汉寿至沅陵段航道整理初步计划，10月，湖南省水利委员会汉（寿）沅（陵）段航道整理工程筹备处成立，次年4月改为沅水工程处，专门负责治理沅水航道。经过炸礁、疏滩、筑坝与修整纤道，共整治险滩26处。另外在沅水水流湍急处设绞滩站4处，方便轮船行驶。1940年6月宜昌沦陷后，在沟通川湘航道中，沅水的支流酉水的地位非常重要。酉水长约300余里，是湘川水陆联运的干脉，但流经崇山峻岭，航行不便。1940年10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奉命整理酉水。该会采用浚渫导流炸礁等方法，“整理主要险滩31处、零星工程28处及开辟绛道安设绞关等”。施工范围，自四川龙潭至湖南保靖，全长113．1公里。改进之后，航行船只由二三公吨增至五公吨，枯水期不受影响。（4）开展水陆联运。宜昌沦陷后，川湘之间经长江之水运中断，于是川湘之间办理水陆联运业务。即从重庆至涪陵人黔江，经彭水、龚滩入酉水，经里耶、保靖入沅江，再经沅江至常德，然后转抵湘江。这条路线入湘后又有多条航线。第一条是衡阳——常德——沅陵——妙泉——龙潭——龚滩——涪陵——重庆，其中妙泉经龙潭至龚滩为陆运；第二条是衡阳——常德——沅陵——泸溪——龙潭——龚滩——涪陵——重庆，其中泸溪经龙潭至龚滩为陆运；第三条为衡阳——常德——沅水——妙泉——彭水——涪陵——重庆，其中妙泉至彭水为陆运；第四条是衡阳——益阳——烟溪——溆浦——泸溪——龙潭——龚滩——涪陵——重庆，其中烟溪至溆浦，泸溪至龙潭为陆运；第五条为衡阳——益阳——烟溪——溆浦——沅陵——妙泉——彭水——涪陵——重庆，其中烟溪至溆浦、妙泉至彭水为陆运。这些路线除运输矿产品外，还运输粮食等农副产品入川，再从四川运盐入湘。上述运输，一般采取分段运输法，通常在常德、沅陵之间，保证有木船600只，要求一次运输能力达万吨以上，负责近200公里的水陆运输；由于陆运主要是人力运输，如板车等，因而随时须集中人力车夫在5000人以上，才能保证每趟运输能力在250吨以上。
战时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湖南的船只数量大增。至1939年，全省有轮船134艘，载重量为2559．68吨。另有民船24，109艘，船员人数为44，183人，其中，长沙1100艘、湘潭1423艘、湘乡1010艘、衡山169艘，衡阳3284艘、耒阳927艘、邵阳1355艘、常德977艘、桃源544艘、沅陵575艘、辰溪355艘、澧县976艘等。以上这些为缓解战时运输困难起到了巨大作用。
1944年以后，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航运业受到极大的破坏，轮船损失严重，航运业迅速走向衰落或停顿。
（四）驿运
驿运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运输方式，就是利用人力畜力进行运输，其速度缓慢，耗力大。到了近代，由于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如铁路、公路的出现，驿运渐渐走向衰落，只是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和边疆地区得以延续下来。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交通非常紧张。湖南的交通虽比较发达，但处于抗战前线，正常的运输秩序常被日军的侵略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运输吃紧的矛盾，国民政府决定发展驿运。1939年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驿运管理所，规定国际线跨省运输的，由中央办理，其他的由后方各省办理。第一期完成干线建设，由中央办理，各省协助。到1942年底，后方各省共开辟驿运线路31，345公里，其中湖南有6条线路，主要集中于湘西、衡阳等地，共4024公里，约占全国驮运线的13％。运输工具主要是牲畜、板车，木船等。
在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努力下，湖南的驿运事业发展起来了，除运输军需品外。还有粮食、盐、矿产品、农产品、器材等。1941年，湖南共运输物资1，873，239吨，372，155延公里；1942年上半年共运输物资326，050，877吨，4，421，944延公里。
战时湖南驿运，缓解了战时运输紧张的矛盾，节省了政府开支，增强了抗战的力量。但是，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湖南最初由全省公路处统一管理驿运的板车等人力畜力车辆，并负责登记民间使用车辆和收取各种费用，后来省驿运管理处成立后，又要求人力畜力车辆到驿运机关重新登记和交费，否则禁止车辆上路。另外省政府所造板车和人力车不够，到1944年，湖南驿运处一共制造了板车、人力车363辆，而征用的民间车辆高达2500多辆，所造木船也只有几百只，征用的民船高达1万多只。可见，驿运的发展是带有强制性的，也可以反映湖南民众在抗战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
（五）抗战时期的邮电
1．邮政
湖南近代邮政产生于光绪末年。1899年长沙邮局成立，至1905年，全省干线步班邮路全长约3600公里。民国初年，湖南邮政事业发展迅速。至1920年，全省各县均已设有支局、代办所或信箱1777处，邮程达35，984公里，有汇总业务的邮局共78处。国民政府建立后，调整了邮政业务，设管理局于长沙，置一等局1个，即常德；二等局24个，三等局59个，支局5个，代办所334个，村镇信箱306个，城市信箱54个，有邮政储金机构10处。信件已分为普通、挂号、快递、航空等类。战前各个县市都有了邮政业务，有部分乡村也通了邮政。
抗战爆发后，邮政也被纳入战争轨道。国民政府一面维持战区邮政，一面在大后方扩展邮政。战时湖南邮政的发展表现为：增加邮政点，扩充邮政线路，开辟运输渠道。在增加邮政点方面，主要是在原有各县市局的基础上，增设支局或代办所，同时将符合条件的二、三等局升格为一、二等局。加强邮政人员的培训，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初级邮务员、邮务佐等方面考试，选拔邮政人员。1939年湖南有甲等邮务员8人，乙等邮务员43人，邮务佐11人，差役114人，共计176人。至1940年增加甲等邮务员24人，乙等邮务员65人，邮务佐39人，共计128人。在扩充运输线路方面，重点有：长沙经常德、沙市、老河口、南阳、洛阳到陕西；衡阳至吉安、金华、温州；衡阳经湘西达贵阳；衡阳至桂林等省际干线；在运输方面，以汽车为主，不少邮局都有邮政汽车，采取分段运输之方法。此外还有轮船运邮，人力车运输等。但由于遭受战争影响，交通吃紧，邮件往往难以及时到达。
2．电讯
电讯包括电报、电话业务。湖南电讯业务兴起于光绪末年。1896年从湖北蒲圻经岳州至长沙长达450多里的电线架设完工。次年5月，长沙电报局成立。民国建立后，湖南电讯业务也得到了发展。截至1930年，全省有电报局71处，一等局1处，即长沙；二等局1处，即常德；三等局6处，即岳州、湘潭、衡阳、宝庆、洪江、津市；四等局3处，即益阳、洪江、城陵矶；另有59处支局。其线路主要为四大干线，以长沙为中心，通往湖北、贵州、两广。在电话方面，1930年全省有2／3的县装有地区性电话。不过这些电讯业务大多是为政府机关服务的，民间使用很少。
抗战时期，电讯事业与国防联系更加紧密，国民政府于1938年6月制定了《非常时期全国电信统制办法》，规定“报话局所人员无论国营、省营、民营，均须遵照随军进退电令”，“确实执行其一切业务，不得擅离职守，致误戎机”。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加紧取缔私设电台，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后方国营电讯，形成了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的电讯中心。湖南的主要线路有：汉口经衡阳到广州的载波电话线路，重庆至沅陵的长途电话，长沙至衡阳的载波电话，芷江至洪江，衡阳至曲江，衡阳至桂林，洪江经邵阳、永丰、湘乡、湘潭至长沙，长沙至株洲，衡阳至邵阳，长沙至汨罗，邵阳至新化，永州至桑植，慈利至常德，沅陵至永顺，郴县至汝城，沅陵至龙山，郴县至荔浦，靖县至芷江，靖县至锦屏，郴县至道县等电话线路，电讯业务遍及全省。截至1940年，湖南省设有电政管理局1所，一等电报局和二等电报局各6个，三等电报局9个，四等电报局11个，五等电报局41个，代办处7个，收发处10个，总计91个。较战前有所增加。截至1943年12月，全省有电讯员工2531人，仅次于重庆和四川省，居第3位。
战时湖南的电讯事业较战前有较快的发展，设施在不断完善，人才也经过专门培训，如1938年9月在长沙开办了报务员培训班，另有一些是经过考试选取的。这对于抗战，扩大湖南与国内外的联系和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电讯业实行统制，民间仍难以使用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第三节 农业
一、抗战时期湖南的农业政策与措施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战区难民和机关、学校、军队等云集大西南地区。民以食为天，如何发展大后方的农业，是中国维持抗战的一个首要问题。在1938年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指出：“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根据“临全”大会关于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湖南省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湖南战时农业实施纲要》，把粮食生产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湖南农村合作事业，建立农村金融网，发放农业贷款。
抗战前十年，湖南农村的合作社和农村金融机构已初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军阀混战和持续不断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打击，湖南农业一直停滞不前。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一面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另一方面大力建设农村金融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5年，省建设厅设立合作事业委员会，专门筹划发展全省的合作事业。抗战时期，各县政府相继设立了合作指导室。截至1942年底，全省计有合作室主任76人，指导员189人，事务员77人，共计342人。全省共有合作社15，869个，预备社及互助社计1108社，联合社27所，共计17，894社，社员1，104，930人。已缴股金为9，439，612元。战前湘西28个县，由建设厅另设合作事业湘西办事处，到1943年被撤销，由建设厅设督导员20人，指导员40人，轮流派往湘西各县工作。由此可见，战时湖南的合作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全省当时是76个市县，平均每县约有243个合作社，其中许多合作社还附设了农仓，截至1939年8月，附设农仓的合作社有1330个，农仓数为5858个，容量为774，012．5石。
如前所述，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在后方建设农村金融网。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各行局在后方各省设立分支行；二是由农本局、国家行局协同地方设立合作金库；三是由国家金融机构与各行合作行政机关，广泛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农村金融网，以低息贷款给农民，不仅导致了农村借贷关系的变化，而且通过对农村的输血，缓解了农村金融枯竭的状况，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其贷款的种类多，如农田水利贷款、农业产销贷款、垦殖贷款等。截至1942年6月底，湖南各合作社的贷款总数为55，793，943元，其中信用贷款为28，079，856元，供给借贷为30，710元，农业生产26，314，670元，工农生产贷款834，443元，运销贷款201，694元，消费借贷332，562元。
第二，大力垦荒，兴修水利。抗战时期，为了缓解耕地和人口的矛盾，解决难民的生计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国民政府鼓励后方各省垦荒。1940年农林部成立了垦务总局，督促各地垦荒。湖南省政府为安置难民，于1939年初在芷江榆树湾设立沅芷垦区办事处，安置难民与贫民，以开垦荒地。到1942年，共开垦荒地21，879亩。该垦区对于水利、副业、教育、合作等事业，都加以兴办，受到国民政府农林部的嘉奖。省政府在沅江还设立湖田整理处，将湖田变农田。军政部也在湘西靖县设立了荣誉军人垦殖区，种植稻麦杂粮、桐树等。1942年又组织了南岳垦殖公司，投资100万元。同时，省政府还大力督促各地垦荒。1940年3月，颁布《湖南省强制垦殖荒地办法》及实施细则，要求各县调查荒地情况，规定垦荒期限。凡有荒地申明自垦者，由乡公所令其限期垦荒，否则由乡公所强迫出租或出卖。这一办法公布后，各县立即调查荒地，制定垦殖计划，全省各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到1944年，全省共垦荒145．15万亩，增加稻谷223．48万担。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战时湖南省政府为了发展水利事业，制定了《修建塘坝暂行规程》和《整理塘坝实施办法》，令各县政府督促乡镇公所兴修水利。在滨湖地区，省政府令各县整理垸堤。1938年春，完成了华容县境内的注滋口引河工程和安乡县的鸡公嘴引河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各县也修筑了大量的塘坝。截至1939年春，全省各地修筑塘667个，面积76，742方丈，灌溉农田122，767亩；修筑坝590个，面积10，476方丈，灌溉面积为1，306，409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