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3日，股票价格较前5周暴跌了约30%，美国股市崩盘。许多如雷曼兄弟公司一样曾备受推崇的公司纷纷宣布破产。在拉斯韦加斯，多家公司市值缩水40%。失业率飙升。金融机构破产，数千亿美元流失。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心已降至最低点。此时距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美国总统大选前通常很平静的国会，这次却为救市法案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这项刚刚通过的法案注定不受欢迎，所以它需要尽力地给公众留下维护正义的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经约见了标准普尔、穆迪以及惠誉国际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高管。这些评级机构受到指控，因为它们评估数万亿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存在拖欠的可能性。说得婉转些，这些评级机构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一场错误预测引发的悲剧
2007年爆发的危机常被视为政治体制和金融机构的失败。这次危机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直到2011年，也就是这次经济大萧条正式开始的4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低于其生产潜力8 000亿美元之多。
然而，我十分确信，我们更应该将这次金融危机视为决策失败的结果和预测严重失准的结果。这些失败的预测影响面之广，贯穿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全过程；涉及人数之多——从抵押贷款经纪人到美国白宫的官员，几乎所有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最失败的预测通常有很多共同点，即我们只关注那些符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期许的信息，而不在乎其真实性。对于那些最难测定的风险，即使它们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我们所作的各种预估和假设要比现实状况简单得多。即使在解决问题时绕不开不确定性，我们也会刻意地回避它。要想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点，我们首先得找出所有失败的预测中错得最离谱的那个，因为所有的错误都因这个预测而起。
正常来讲，评级机构会将3A评级给予全球范围内少数偿还能力高的政府和运营状况极佳的公司。而实际上，数以千计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金融工具居然也都拥有3A评级，于是便滋生了投资者靠别人的住房贷款违约生财的情况，他们赌的是他人违约的概率。这些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视为预测：对一项贷款拖欠的可能性作出预估。例如，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公布某个担保债务凭证为3A级，这便意味着这项债务在未来5年被拖欠的可能性只有0.12%——概率只有1/850——与其他3A级企业的债券一样安全，甚至比美国国债还要安全。这些评级机构从来不进行曲线评级。
但事实上，根据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的内部数据来看， 3A级担保债务凭证的违约率约为28%（一些独立统计机构得到更高的比例），这就意味着这些担保债务凭证的实际违约率比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先前预估的高出200多倍。这简直可以算作最失败的预测了：原本被认定为绝对可信的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事实上却是毫无安全性可言。这就好比天气预报预测某天是一个温度高达30摄氏度（华氏86度）的大晴天，结果那天却袭来了暴风雪。
如果仅仅进行了一次错误的预测，还可以就此进行解释。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将这次错误归因于外部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运气不佳”，有时这种解释显得名正言顺，甚至让人觉得它就是实际情况。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明天天高气爽的概率为90%，结果却下雨了，害得你打高尔夫的计划泡汤了，而你却不可能对国家气象局动怒。几十年来的历史数据显示，当天气服务信息预测降雨概率为10%，当天下雨的可能性的确占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10%。
然而，如果预测者从未有过成功的预测，或犯下严重的错误，“运气不佳”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失败的预测和客观世界无关，而往往取决于预测者的主观方法。
先前提到的担保债务凭证的例子，那些评级机构的预测根本就无据可依：这些证券是全新的证券，关于它们的记录几乎为零；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给出的违约率并非由历史数据推导而来，而是在错误的统计模型基础上做出的假设。这一错误评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谓3A级，违约率竟比理论中高出了200多倍。
评级机构应该做出的补救是，承认那些模型是有缺陷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评级机构的负责人都以“运气不佳”为托词意图逃避责任，谴责房地产泡沫带来了此次意外。
标准普尔公司总裁德文·夏尔马于2008年10月曾对美国国会说过：“对房地产市场和抵押信贷市场的急速衰退感到吃惊的不只是标准普尔公司，实际上，无论房主、投资者、金融机构、评级公司还是监管人，谁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谁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承认自己的无知：一旦预测失败，人们通常会将这种手段作为自己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夏尔马的上述说法其实是在撒谎，这种说法就和“我和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发生性关系”或“我从没有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说法一样，不过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惯用伎俩。
然而，这次房地产泡沫真正令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人此前已经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很笃定地将这种情况提前告知给人们。早在2000年的时候，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其著作《非理性繁荣》中就注意到了房地产泡沫的苗头。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迪安·贝克于2002年8月也提到房地产泡沫问题。一向以文风保守著称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5年6月刊发了一位通讯记者的相关文章，这位记者在文中也提到了这次“史上最大的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05年8月也撰文记述了这次房地产泡沫及其必然后果。后来，克鲁格曼告诉我：“房地产泡沫是内置在经济系统中的。房市崩盘并非黑天鹅，而是房间里的大象，看上去显而易见却总是被人们忽略。”
其实，普通的美国民众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切。2004年1月至2005年夏天，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房地产泡沫”这一词条的谷歌搜索量迅速增加了近10倍。在房价飙升速度最快的那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该词条的关注度最高。而这些州的房价也将经历最大幅度的降价风暴。事实上，关于“房地产泡沫”这一话题的讨论当时迅速展开，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01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房地产泡沫”这一词条的只有8条新闻，而到了2005年，相关新闻的数量已经跃升至3 447条，这一词条在知名的报纸期刊上出现的频率也高达日均10次。
然而，这些负责预测金融市场风险的评级机构竟然说它们没有注意到金融市场存在风险。这下你该明白，这些机构似乎已经把这种说辞当作它们的最佳防线了。它们对自己所作预测中存在的问题，可谓讳莫如深。
他们只是不想让“音乐”停下来罢了
我曾就本章内容与多位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交流过，他们对那些评级机构的工作全都不满意，但是他们认为导致这些机构预测错误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即因贪婪而犯错和因无知而犯错。可问题是，他们真的那么无知吗？
对于这个问题，朱尔斯·克罗尔也许有资格做出评判，因为他本人就经营着一家评级机构——“克罗尔债券评级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我是2011年在克罗尔位于纽约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当时他的公司刚刚发布了一个项目的初评结果——对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建筑商的抵押贷款进行评级。
克罗尔指责大多数评级机构缺乏“监管”。“监管”这个词从克罗尔嘴里说出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涉足评级行业之前，他就已经因为创建“克罗尔风险顾问公司”而小有名气了（虽然为人低调，赚钱却很高调，且赚得盆满钵满）。这家风险顾问公司相当于一家侦探公司，专门侦查各类公司的欺骗行径。这家公司知道如何识破骗局——比方说，一群绑架者劫持了身价过亿的对冲基金巨头，但这群绑匪用被绑架者的信用卡买了比萨，这就相当于把自己暴露了。我见到克罗尔时，他已经69岁高龄，但他的侦探直觉仍十分敏锐，在他着手调查那些评级机构的运营情况时，这些直觉便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克罗尔告诉我，“监管”是评级行业的专业术语，指评级公司有义务将所了解的信息如实告知广大投资人。评级机构每月都会收到一份新的数据记录，里面记录着大量数据，比方说抵押贷款的拖欠与支付情况等。这些数据可以提供早期预警——情况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越来越糟？全世界都等着那些评级公司发布这些信息。
换句话说，那些评级公司本该最先察觉到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因为它们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有效信息——数以千计的借款人是否及时还款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评级机构一直都没有大批量地下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级别，直到2007年这些问题凸显出来，房屋止赎率也已经上涨了1倍，此时评级机构才不得不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克罗尔对我说：“评级机构的人并不傻，他们对后果一清二楚。我想他们只是不想让音乐停止罢了。”
“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是十大“美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之一，由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许可，为负债性有价证券进行评级。但前10名中的另外3家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几乎瓜分了全部市场份额；其中标普和穆迪曾分别为金融危机前发行的97%的担保债务凭证进行过评级。
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公司能占据如此大的市场份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两大巨头长期以来一直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两者皆为合法寡头垄断链条的一环，政府在这一行业中实施准入限制。与此同时，标准普尔和穆迪的积极评价往往是在大额养老金的各项相关法规的允准下做出的——在购买债券之前，其中2/3的养老金法规规定债券销售前，必须有标准普尔或穆迪两者同时对债券进行评级。
尽管标准普尔和穆迪的员工收入与华尔街那些公司的员工不可同日而语，但两大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的特别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1997~2007年这10年间，穆迪公司来自所谓结构性融资评估的收入就增加了800多倍。此类评估也是公司在泡沫经济时期的主要业务，这些业务使得穆迪在房地产泡沫期内连续5年占据着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榜首位。（2010年，即便当时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碎，各大评级机构的问题已经凸显，穆迪仍旧保持着25%的盈利率。）
只要新的担保债务凭证源源不断地发行，大笔利润就唾手可得。投资者事发前无从知晓评级的准确性，评级公司因此没有比拼服务质量的热情。穆迪的总裁麦克丹尼尔就曾明确地告知董事会，评级质量是对公司利润影响最小的因素。
评级机构的利润方程很简单。每完成一次评级任务，评级公司就会从证券发行人那里得到一份报酬，债权抵押证券发行得越多，来自证券发行人的利润也就越大。通过融合不同类型的抵押证券，或由原类型衍生出新类型，债权抵押证券其实可以无限量发行，而这些评级机构又不会错过任何评估的机会。后来，政府的一次调查公开了穆迪两名老员工的即时信息交流记录，其中一位员工说，即使一种证券是“一群牛设计的”，穆迪也愿意评估它。在有些情况下，一些评级机构甚至还会协助证券发行者操控评估结果。在所谓的透明机制下，标准普尔评级机构为证券发行者提供评级软件的副本，这既方便了他们了解不良贷款的具体数额，确定再投放量，同时还能维持评级结果。
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及其破灭，将会断送评级机构唾手可得的财路。对威胁自己的风险，人类拥有一种超凡的能力，那就是对其视而不见，好像这么做，风险就会自动消失。如此看来，德文·夏尔马在听证会上的陈述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即便其他评级公司注意到房地产泡沫现象, 但标准普尔公司却很可能真的忽略了这一信息。
然而事实上，标准普尔公司十分清楚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问题，但它们给出的结论却是，这次泡沫没什么大不了的。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的发言人凯瑟琳·马茜斯曾向我提供过一份备忘录，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该公司在2005年做的一次模拟测评，这次测评预测出，两年内美国的房价将下降20%，这个降幅与2006~2008年间房价的实际降幅——30%——已经相当接近了。这份备忘录认为，标准普尔现有的各种预测模式可以有效地“捕捉到发生经济低迷风险的信号”，由这些模式评定出的高级别证券可以“经受住房价下跌，且不会发生信用降级”。
从某些方面来讲，上述情况比评级公司完全忽略“房地产泡沫”这一因素更令人担忧。我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探讨那些“未知的秘密”——那些我们从未意识到的风险的危险性。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很多风险，但结果并非如此，也许这才是更大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评级机构的盲目自信不仅是在愚弄自己，还会殃及他人。标准普尔公司的案例表明，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会伤害整个金融体系。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其著作《银河系漫游指南》一书中写道：“可能会出错的事情和完全不可能出错的事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一旦这件完全不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出了错，这个错误往往无法挽回或者根本无法补救。”
既然拥有科学、精确的预警信息，评级机构的预测模式为何还会错误百出，预测水准如此低下呢？
评级机构为什么会犯下致命的错误？
只有深入挖掘，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对类似担保债务凭证这类金融工具的构成作进一步了解，还要对不确定性与风险之间的差别有所了解。
担保债务凭证是抵押债务的集合，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资产池，或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资产池风险很大，有些资产池则很安全。我的朋友阿尼尔·卡什在芝加哥大学教授金融危机这门课，他想出一个简化了的担保债务凭证的案例，我在这里就用他的案例来解释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