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经济生活中最早和最经常出现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最早研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经济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二是抑制或缓解通货膨胀。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出现了过度需求。假定失业严重了，政府应当刺激经济，放宽财政政策，放宽货币政策；只要总需求增加了，失业就会缓解，直到消失。假定通货膨胀严重了，政府应当抑制总需求，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只要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就会缓解，直到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大约20~30年内，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体上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来维持经济稳定，即运用或松或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而刺激总需求，时而抑制总需求，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时，这是比较有效的。就治理通货膨胀而言，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因为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如果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进行细分，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投资需求膨胀为主的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类是以消费需求膨胀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两类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较常见的是前一种，即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1958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11月号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把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同失业率相比较，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也就是说，高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低的失业率，低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高的失业率。菲利普斯是根据经验数据而得出上述结论的，而通货膨胀率通常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物价上涨又引起货币工资的升高，所以货币工资率的变化可以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用此长彼消、此进彼退的交替关系来表述。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5月号上发表了合著论文《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文中把菲利普斯提出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从此菲利普斯曲线概念广为传播。在这时，萨缪尔森和索洛二人已对菲利普斯曲线稍做修正，以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都把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交替的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为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只要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就可以方便地提出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依据。内容是：先制定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根据情况，设法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界限之内，这时不需要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这一界限，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宁肯失业率高一些，也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反之，如果失业率超过了这一界限，那么政府就可以采取宽松政策，宁肯通货膨胀率高一些，也要把失业率压下来。这就行了。
从理论上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即使按凯恩斯经济学原意来说，凯恩斯也没有科学地说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发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真正原因，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依然是两种现象，它们的制度性原因未在凯恩斯考察范围之内。菲利普斯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去探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深层次原因。难道失业的增多是由于通货膨胀较低、较慢吗？难道失业的减少是由于通货膨胀较高、较快吗？这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果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发生了，因为从这时起在美国出现了“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都失灵了。
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如上所述，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通货膨胀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所以要抑制总需求，采取紧缩政策；二是，失业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总需求，采取宽松政策。但这已经无法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出现，也无法采取紧缩政策还是宽松政策了。这是因为，总需求过大与总需求不足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怎会同时出现呢？又怎能同时采用紧缩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呢？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失灵了。
在探讨“滞胀”的原因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时的通货膨胀可能不是投资需求拉动或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是另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又称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在当时，经济学家中不少人称之为“新型通货膨胀”。于是对“新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引起的，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又同物价水平的上升相互推动，二者轮番上涨：工资上升推动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又推动工资水平上升，这样，二者的轮番上升就永无止境了。有的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两大垄断势力，即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工会控制了工资增长率，使工资具有工资刚性，即只容许工资上调，不容许工资下调。大企业控制了价格，使价格也具有价格刚性，即只容许价格上调，不容许价格下调。这就好像两小孩玩“跳背游戏”一样。“跳背游戏”又称“蛤蟆跳”，它是这样的：两个小孩，一个双手放在地上，弯着身体，像青蛙一样，另一个小孩站着，从那个小孩身上跳过去。跳过去的那个小孩，又在前面趴下来，原来趴在地上的小孩站起来之后，又从刚趴下的小孩身上跳过去……如此轮流跳背不已。工资和价格好比两个小孩，轮流从对方身上跳过去。这正如两个小孩玩“跳背游戏”。政府无论怎么“劝说”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别再跳了，都不管用。
政府究竟该怎么办？既然“劝说”不管用，那就只好来硬的，即采取强制性的“收入政策”。这就是：如果用手按住一个孩子，不让他站起来，那么顶多只能跳一次，“蛤蟆跳”就结束了；如果用两只手按住两个小孩，谁都站不起来，“蛤蟆跳”立刻停下来了。根据这个道理，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采纳了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全都不能任意上涨。显然，这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则的，无疑只能短期生效，时间稍长就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又兴起了一个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供给学派当时被认为是带有保守倾向的经济学说的坚持者。他们主张在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把增加供给作为解决美国发生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基本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抑制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而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供给学派的上述主张，与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学说是完全不同的。在供给学派看来，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不能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如果这样，供给不足会加剧短缺，而短缺正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滞胀”中的“滞”不会因紧缩需求而消失，而“滞胀”中的“胀”则会因供给不足而继续存在。
针对凯恩斯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期间切不可以减税，只应当增税的主张，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追随者恰恰把应当采取的政策颠倒了。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期间增税会压缩供给，供不应求状况的加剧会继续推动通货膨胀。所以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税，减税的结果会刺激企业增加生产，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供给学派同凯恩斯学派的争论持续进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是如何逐渐减轻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使“滞胀”现状逐渐消失的呢？这时，美国政府认识到最重要的对策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产业升级，走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新路。很难说美国政府接受了某一个经济学派的学说，而是兼收了各个经济学派的主张。关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依据；关于供给学派关于减税的主张，美国政府采纳了，并且以此作为鼓励和扶植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措施；关于货币学派主要稳定货币数量增长率的设计，同样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从世界科技的进步和美国境内不少科技创新企业的成功案例中受到启发，认为这将是今后美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的突破终于使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又一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获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比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技术创新是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减轻税负、发展资本市场、推进产权激励制度、发挥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在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等等，也都被认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40年内，美国社会各界有关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对策的讨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很有启发的。
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历史比较长久，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16—17世纪发生于西欧国家的“价格革命”，源头在西班牙。这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王国侵占了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地区，在所占领的拉丁美洲殖民地上，到处掠夺印第安人、一些国家的王宫和贵族府邸，又到处利用被掳掠来的印第安人开采贵金属矿，并把大量金银财宝从美洲运回西班牙。于是西班牙物价飞涨。西班牙的价格飞涨很快就传递到法国、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商品供给远远不敷需求的扩张，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受到西班牙的影响，也都成为“价格革命”的受害者。
因此，经济学界把这种源头本来在国外，后来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称为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商品流动渠道，另一是资本流动渠道，而不论输出通货膨胀的国家是不是通货膨胀的源头国，也不问究竟是第一次输出（指由源头国向外输出通货膨胀），还是第二次或第二次输出以后的多次输出。
通过商品流动渠道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指：一个国家因国内对某些商品有需求而本国的供给不足，如果国外该商品的价格上涨了，通货膨胀会经商品流动渠道输入国内。这尤其明显地表现于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棉花、粮食、大豆和食用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方面。
通过资本流动渠道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指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由于国际间存在着利息率的差别，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低，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高，资本总是追逐较高的利息率，于是资本就会从利息率较低的国家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一旦资本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后，会使得利息率较高的国家的资本过多，从而商品价格将会上升。
第二种情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投资机会有多有少，投资盈利率有高有低，而资本总是追逐较多的投资机会和较高的投资盈利率，于是资本就会从投资机会较少和投资盈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入投资机会较多和投资盈利率较高的国家，从而引起后者的资本输入较多，也会引起商品价格上升。
第三种情况：由于某些重要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而且其货币还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经济衰退等情况，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这时该国的资本会涌入其他国家。这被称为有意输出通货膨胀的行为，是转嫁通货膨胀的行为，其他国家成了受害者。
第四种情况：国际收支差额在通货膨胀国际传递中的作用。国际收支顺差和国际收支逆差对通货膨胀国际传递都有影响，但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国有连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必定增加，从而该国的流动性也会相应增加（即通常所说的外汇占款增加），这正是导致该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该国货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于是国外资本预期到该国货币有升值的现实性，会进一步输入该国，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就会加速发生。如果一国有连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必定减少，这将促进该国加紧引入外资，并且它们也有可能实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该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前兆。由此可见，国际收支的连续顺差或连续逆差，会从不同的方面引发通货膨胀。
那么，一国怎样防范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呢？在已经发生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什么有效的对策呢？大体上有以下措施可供选择。在讨论这些可供选择的措施之前，先要假定进口的商品（如石油、天然气、矿石、粮食和棉花等）是刚性需求，不会因国际价格上升而大幅度地停止进口。
可供选择的对策如下：
1外汇管制
为了防止国际上的资本涌入本国，加强外汇管制是可供选择的对策之一。也就是说，在资本输入时要加高堤坝，防止资本通过流通渠道向本国转入。特别要防止无定向的国际资本（即通常所说的国际游资）进入本国，这时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筛选方式。
2货币政策结构化
货币政策太松或太紧都不利于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稳健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可行的，而且需要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这也实现了有保有压的目标，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同时还可以避免实行紧缩政策或宽松政策等带来的副作用。
3合理使用外汇储备
合理使用外汇储备，特别是在预期进口商品价格会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让企业多进口一些所需要的商品，作为超正常储备，是必要的。同时，要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收购国外资产，或与对方企业合作投资，合作经营，都有助于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症状。
4适当地利用较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适当地利用较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一方面可以适度减少流动性，以减轻流动性偏大的压力，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抑制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减少对国外的原材料和燃料进口量，减少对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的依赖度，迫使国内企业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利用率。即使国内对这些进口商品的需求有一定的刚性，但刚性需求并不是不可以伸缩的。
四、现阶段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型的，要采取综合的对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也有通货膨胀，但那是隐性的，主要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表现于配额的推广使用，配额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即凭票供应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通货膨胀才不断明显化、公开化。
但是，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如此，90年代中期也如此。只有在1988年，由于传说要价格闯关，居民抢购消费品，企业囤积原材料和燃料，才发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拉动的通货膨胀。当时，应付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闸门一关，信贷闸门一关，虽然也有副作用，通货膨胀毕竟被制止住了。这段历史，大家记忆犹新。
进入21世纪以后，形势变了。除了继续有投资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外，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有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在中国是一种新型通货膨胀，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
在21世纪，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有三个新的因素。一是工资成本上升。在这以前，中国的用工成本一直低廉，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经历了二三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也不断上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合情合理。二是用房成本上涨，这是过去不多见的。这不仅表现为企业生产用房、用地成本上升，也包括务工者生活用房成本上升，进而促成工资成本上升。三是融资成本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融资难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而引起的。融资难问题拖延未决，民营企业只有求助于民间信贷，于是高利率盛行，民营企业越来越陷入困境，无法挣脱。
以最近一次的通货膨胀（2011—2012年）为例，它是综合型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的、成本推进型的和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并存。从原因上说，究竟是哪一种通货膨胀为主呢？一般认为，国际上重要商品虽然间歇性有价格上升现象，但还不及此前几年。至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具有投资冲动，总依赖加大投资力度和扩大信贷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但最重要的，也是政府决策部门始料未及的，则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说得更通俗些，当政府官员在获悉不少民营企业在诉苦“很难继续撑下去了”时，总以为它们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老话，如“融不到资”、“税费太重”、“出口困难”、“订单少了”等等，而不曾料到民营企业却向政府申诉：“工资越来越高”，“有钱也雇不到合适的农民工”，“农民工不愿来我们厂”，“刚招进了工人，又被别的企业用较多的工钱挖走了”等等。民营企业没有想到，政府官员也没有想到，在2011—2012年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其实，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既然生活费用已上涨了不少，农民工要求加工资，有什么奇怪？既然农民工感到工资偏低，难以适应城镇生活，他们为什么不呼吁要增加工资，增加福利？
这就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已在中国境内发出的信号。
由于最近一次中国发生的通货膨胀（2011—2012年），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作为经验的小结，就不能单纯采取应付需求拉动型的特别是应付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单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单纯提高基准利率，或单纯压缩信贷规模，都无法收到明显的效果。作为经验的小结，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区别情况，分类解决。这意味着，要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发展程度地区、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适应各个地区的政策措施，也要针对产能短缺行业、产能大体平衡的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适应各类行业的政策措施，这才是应付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
汲取国际上应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应当重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国也必须这样做。与此相适应的是两项政策措施的配套。
第一项政策措施是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保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也符合做到职工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要求。
第二项政策措施是实行产权激励制度，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产权分享、利润分享的人力资本投入者。这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尤其是发挥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的积极作用。要知道，提升他们的工资是会增加企业成本的，但这可以因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而抵消。实行产权激励制度和产权分享、利润分享制度，不同于工资成本的增长，因为这些制度比单纯增加工资更加有效，也更能调动广大职工的创造性、积极性以及增加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五、应对通货膨胀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在争取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主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是需要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没有止境的。在政府采取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时，切不可放松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尤其是不能让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停顿下来。
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增量调整”，二是“存量调整”。二者之中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这是因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假定以“存量调整”为主，尽管见效快，但社会震荡也随之加大，结果反而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地方政府担心的是，一旦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地方经济增长率将下滑，失业人数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诺也将无法兑现。于是在一些地方将出现企业“名关实不关”、“明停暗不停”等情况。
相形之下，采取“增量调整”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调整速度会缓慢些，但社会震荡较小，地方政府的压力较轻，权衡起来，收效不一定小。
实行“增长调整”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使财政收入继续增长。这样，可以利用新增投资，利用社会购买力的上升，可以继续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让不适应市场的企业自行进行产业升级，自行引进新技术，改革旧生产方法和旧经营方式。
2对通货膨胀警戒线要心中有数，要了解通货膨胀警戒有“第一警戒线”和“第二警戒线”之分
通货膨胀警戒线从来没有一个通用于各国的标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它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本国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的大小。
通货膨胀率的“第一警戒线”绝不是零通货膨胀率。只要经济增长较快，零通货膨胀率是做不到的。大体上可以假定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当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增长率一半以下时，政府要加以注意，但不必立即采取紧缩政策。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只需采取微调、预调的措施。通货膨胀“第二警戒线”是在通货膨胀率越过了“第一警戒线”之后接近经济增长率时的一条警戒线，这时应当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但是，这仅限于应对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假定这时发生综合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单纯依靠紧缩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措施相配合。比如说，紧缩与宽松相配合：或者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或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又如，假定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在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中占重要位置，那么在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的同时，必须兼用扶植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等产业政策作为配合。此外还可以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如扩大短缺商品的进口额，实行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动用外汇储备，也有减少货币流通量的作用。
3要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下述两个特点：一是“自行车骑得快才稳，骑得慢就摇晃，不骑就倒”；二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要以“骑自行车原理”来比喻呢？这是因为，在双重转型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好像骑自行车一样，速度一定要稍快一些，社会积存下来的问题才能在增长中得到解决。自行车骑得过快，会翻车，但自行车骑得慢会摇晃，不骑会倒下。这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
为什么要记住“刹车容易启动难”？前面已经提到，这是以开汽车为例。中国经济在双重转型期间好比驾驶汽车一样。这辆汽车，刹车很灵，一刹就停住了；而要启动，机制却不灵活，所以很难。尽管加大油门，往往迟迟才发动。这是因为，“刹车”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财政一紧缩，信贷一紧缩，就会立刻把车“刹住”了。然而，“启动”的主动权却不在政府手中，而在民间投资者和民间消费者手中。如果民间投资者信心不足，他们观望而不投资，怎么办？如果民间消费者信心不足，他们“可买可不买的”不买，又该怎么办？政府不可能强迫民间投资者投资，也不能强迫民间消费者去购买他们认为“可买可不买”的商品和服务，所以“启动”就难了。何况，老百姓不仅只有“通货膨胀预期”，还有“投资前景预期”和“就业预期”。假定他们的“投资前景预期”和“就业预期”都不佳，经济怎能转入兴旺？
4不能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来判断中国当前货币流通量正常与否
这一点，前面也谈到了，这里再做补充。
道理很清楚，现阶段的中国仍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西方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可能适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情，但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农民逐渐摆脱了过去远离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使他们依旧住在农村，但已经日益卷入了市场，对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多了，从而在判断中国的货币流通量是否正常时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第二，中国当前流通渠道还不像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畅通，中国的流通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这必然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这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市场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差距形成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中国的城镇化正在快速进行中，农民陆续迁往城镇居住和在城镇经营小商铺、小作坊或务工，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中，这样势必会增加中国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第四，中国小城镇和农村金融还未能有与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开展，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都遇到贷款困难等苦恼问题。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它们都有“现金为王”的想法，以致手头都保留超正常的现金，以便应急之用。这样，货币流通量就增多了。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所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对中国现阶段而言，只能是偏紧的水平。
根据200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货币流通量偏多和货币流通量偏紧都是不利的，但货币流通量偏紧的消极影响要大于货币流通量偏多。为什么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空心化、制造业空心化是双重转型阶段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资本大量撤离实体经济领域、制造业领域。在货币流通量偏紧条件下，不仅回归实体经济更加困难，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受打击更大，而且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更加难以实现。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显然有更大的消极影响。从“两害相衡取其轻”的角度来看，宁肯货币流通量偏多一些，也胜于货币流通量偏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