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8年写道：
“真实与虚幻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真实与谬误之间也是如此。事物不是非真即假，而是亦真亦假。”
我相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意义，在用艺术表现现实时也同样适用。因此，作为一位作家，我赞成这些观点。然而作为一名公民，我却无法同意，我必须问：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谬误？
戏剧中的真相永远难以捉摸。你必须去寻求无法找到的真相，并竭尽全力，视其为己任。你时常在黑暗中偶遇真相，与它相撞抑或只是瞥见一种似乎与之吻合的表象或者形式，而你总是全然不知。在戏剧艺术中，真正的真相就是：所谓的唯一真相是无法找到的，那里有很多真相。真相之间彼此争鸣、此消彼长、交相出现、互不顾忌、彼此嘲弄、相互蒙蔽。有时你感觉片刻间把握住了真相，但它很快从你指间溜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常有人问我，我的戏剧是怎样创作的。我说不出，甚至也不能总结我的剧作，只能说剧作就这样自然产生了。剧作正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我的大多数剧作由一行台词、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产生而来的。意象经常伴随着特定的词。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是如何捕捉到从脑海里蹦出来的两行台词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象。
这两部剧作是《归乡》和《旧时光》。《归乡》的第一行台词是“你拿剪刀干啥了？”《旧时光》的第一行台词是“黑”。每个例子里都没有更多的信息。很显然，在第一部剧作里，一个人正在找剪刀，并向怀疑对象追问剪刀的下落。不知何故，我觉得被问话的人对剪刀和质问者满不在乎。
“黑”被用来描绘某人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是对一个问题的应答。每次我都发现自己被迫去寻根问底，这个过程从视觉上看就像阴影慢慢地褪去直至变成光亮。
我总是在剧作开头把人物称为A，B和c。
在《归乡》这部剧作中，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一间陋室，质问坐在破沙发上看赛马报的一个看上去更年轻的男人。不知何故，我怀疑A是父亲，B是儿子，但我毫无依据。稍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当B（后来的兰尼）对A（后来的马克斯）说：“爸爸，能不能谈点别的？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刚才吃的晚饭叫什么来着？你管它叫什么？你干嘛不买条狗呢？老实说，你只配给狗当厨子。你以为你在打发狗呢！”因为B管A叫“爸爸”，我就理所当然地假设他们是父子。显然是A做饭，其厨艺看来没有得到好评。这难道意味着家里没有母亲吗？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告诉自己，故事开头无从知晓其结局。
“黑”。一扇大窗。夜幕降临。一个男人A（后来的迪利），和一个女人B（后来的凯特）正坐着喝酒。“胖还是瘦？”男人问道。他们正在谈论谁？然后我看见一个女人c（后来的安娜）站在窗边，在另一种光线下，她背对他们，发色乌黑。
这是奇妙的一瞬间，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物就在这瞬间塑造出来了。接下来的创作是断断续续的，不确定的，甚至充满幻觉，尽管有时文思如泉涌。作者的处境很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剧中人物并不欢迎他，他们反抗他，跟他格格不入，令作者难以琢磨。你当然不能指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你在跟他们玩没完没了的游戏，猫捉老鼠，捉迷藏，躲猫猫。最终你会发现你一手造就了有血有肉的人，有意志的人，有自身感受的人。他们如此生动鲜活，令你无法改变、操纵或扭曲。
因此，语言在艺术中是非常含糊的，似流沙、似蹦床、似冰封的水池。任何时候，作者都可以在语言中找到出路。
如我所述，寻求真相是永无止境的，不可推延，不可搁置。你必须直面真相，就在当时当地！
政治戏剧对真相问题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无论如何要避免说教，力求客观，要让剧中人物畅所欲言。作者不应该限制或者束缚他们来满足个人口味、好恶或者夹杂个人偏见。他应该多角度、全方位、毫无约束地来处理剧中人物，偶尔出其不意地控制他们，但要给予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自由。这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当然，政治讽刺剧不遵循这些规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在《生日聚会》这部剧中，我展示了密林中的各种未知与可能，并在结尾集中描写了平息事件。
《山里话》表面上没有描写这些活动，其实仍很血腥、短暂和险恶。剧中的士兵的确从中得到了乐趣。有时人们会忘记施虐者容易乏味，他们需要一点笑声来打起精神。当然，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所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点。《山里话》的上演时间只有20分钟，却可以不断持续、周而复始。相同的模式也可以再三重复、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在我看来，《尘归尘》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下。一个快溺死女人的手在波涛中挣扎，继而被波浪吞没。当伸手够着别人时，她却发现没有人在那里，无论是在水上还是水下，只看见了阴影和倒影在飘动着。在这幅溺死的景象里，这个女人是一个迷失的角色，她无法摆脱看似只属于别人的死亡命运。正如他们死了一样，她也必须死。政治家所用的语言没有进入任何真相领域。事实证明，大多数政治家感兴趣的不是真相而是权力以及权力的维护。为了维护权力，关键要让人们保持无知，生活在无知中，无法了解真相，即使这个真相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被无数彻头彻尾的谎言包围着，靠谎言为生。
正如这里每个人所知道的，侵略伊拉克的正当理由是萨达姆·侯塞因拥有大量杀伤性的危险武器，其中有的会在45分钟内发射，能带来骇人听闻的毁灭。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被告知，伊拉克与盖达组织有牵连，要为2001年纽约“9·11”事件负责。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威胁着世界的安全。我们都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事实。
真相恰恰相反。真相与美国怎样理解并扮演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有关。
在回到现实以前，我想回顾一下过去。我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由于时间所限，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对这段历史进行审查。
每个人都知道二战以后前苏联和整个东欧所发生的剧变：有组织的残暴行径、滥用武力以及对独立思想的无情镇压。这一切都被记载并得到核实。
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的罪行只是被一笔带过，没有被证明，也没有被公认，更别提被治罪了。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咎由自取的，而且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尽管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前苏联的牵制，但其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显然说明它依然在利用特权恣意妄为。
事实上，美国惯用的方法不是直接侵犯主权国家，它主要倾向于所谓的“低烈度冲突”。低烈度冲突指的是成千上万人慢慢死去，要比美国用炸弹进行一次性轰炸慢得多。这意味着美国感染这个国家的心脏，使其毒素恶性蔓延，然后在一旁静观病疽腐烂。当民众被征服或被打死时（这是一回事），美国的朋友、军队和大企业则舒适地执政了。这时美国走到镁光灯前说民主胜利了。这就是我所指的多年来美国普遍实行的外交政策。
尼加拉瓜悲剧就是一个重大事件。这里我把它作为一个范例来说明美国当时以及现在在世界上所充当的角色。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美国驻英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决定是否要拨出更多的钱财来资助反政府人员在运动中抵抗尼加拉瓜政府。我是尼加拉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方带团人是约翰·梅特卡尔夫神父；美方带团人是雷蒙德·塞茨（时任副大使，后升至大使）。
梅特卡尔夫神父说道：“先生，我是尼加拉瓜北部教区的神父。我的教区居民修建了学校、卫生所和文化中心。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几个月前一伙反政府武装袭击了教区。他们毁坏了一切：学校、卫生所和文化中心。他们强暴护士和教师，残忍地屠杀医生。他们像野蛮人一样。请您要求贵国政府撤销对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的支持吧！”
雷蒙德·塞茨以其理智、责任感和成熟老练而著称，在外交圈里倍受尊敬。他听后顿了一下，然后语气庄重地说道：“神父，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战争中，受难的往往是无辜者。”双方陷入了一阵冰冻般的沉默，我们死死地盯着他。他迎着我们的目光，毫不退缩。
的确如此，受难的往往是无辜者。
最后有人反驳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辜者’是贵国政府资助的可怕暴行的受害者，此次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国会资助反政府人员更多钱财的话，这类的暴行还会发生。难道不是吗？难道贵国政府不为自己出资支持那些屠杀和破坏主权国家公民的暴行感到可耻吗？”
塞茨很冷静地答道：“我认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并不能支持您的观点。”
当我们离开大使馆时，一位美国副官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剧作。我没有回答。
我想提醒大家，当时里根总统曾说过这样的话：“反政府成员是我们的精神奠基者。”
美国扶持尼加拉瓜残忍的索摩查制度长达40多年。1979年，在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下，尼加拉瓜人民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推翻了其独裁政权。
桑地诺解放阵线并不尽善尽美。他们自以为是，其政治哲学自相矛盾，但是他们聪明、理智、有文化。他们着手建立一个稳定、公平、多元化的社会。他们废除了死刑；把无数赤贫农民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把土地分配给十万多户家庭；修建了两千所学校；在全国举行几次文化运动，使文盲的比例降低到七分之一以下；建立了义务教育和免费卫生服务体制；把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根除了小儿麻痹症。
美国公然谴责这些成就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行为。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例子。倘若美国允许尼加拉瓜建立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公平原则，提高卫生保健和教育标准，达到社会团结和获得民族自尊，其他邻国便会纷纷效仿。当时正值萨尔瓦多人民猛烈地反抗其统治政权。
我先前提到了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里根总统总把尼加拉瓜描绘成“极权主义地牢”，媒介和英国政府当然就把他的论调说得相当正确公平。事实上，在桑地诺政府的统治下，没有新兵死亡纪录；没有虐待纪录；也没有体制或官方军事野蛮行为纪录。在尼加拉瓜没有神父遭到谋杀。在政府里有三名神父，其中两个耶稣会士，一个马利诺外方传教会神父。极权主义地牢实际上是尼加拉瓜的邻国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在1954．年推翻了民主选举的危地马拉政府，据估计二十多万人成了相继登台的军人独裁政权的受害者。
1989年，由美国乔治亚州本宁堡训练的阿尔卡特军团的一个营在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残忍地杀害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六位耶稣会士。勇敢的罗梅罗大主教在作弥撒时被暗杀。据估计被杀害的群众达七万五千名。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相信更好的生活有可能存在并且一定能实现，这种信念让他们立刻成了共产主义者。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满是贫穷、疾病、堕落、压迫现状，而这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