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加一九，麻鞭不离手。”转眼间就到了麻鞭水响的早春二月。
春日的阳光温温柔柔，但早晨晚间还有几分乍暖还寒。田里的秧苗泛出点点绿色，覆盖着秧苗的塑料薄膜还没有揭去，下田干活的犁耙手将脚伸进水田中的一刹那，还感觉到冰冷的水有些凉彻心骨。
大队文艺宣传队断断续续地在邻村和本村的几个屋场演出了一个多月。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虽然白天下田干活晚上演出，有些疲劳甚至忍饥挨饿，但他们毫无怨言。春耕生产的到来，文艺宣传队再没有耽误白天的劳作，只是隔三差五地利用晚上在一起聚聚，背背台词，持续的演出活动已经告一段落。
春插即将开始，向阳大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公社的政治事件：大屋场东边仓库的白粉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是揪出刘兴民，让刘兴民下台！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这样的大字报也许不足为奇，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就算得是中国农村的一件怪事了。
大字报是东头队队长郭全宝第一个发现的。向阳大队8个生产队，千来口人丁，大都是刘氏家族的后代，惟独郭全宝几兄弟是外姓人家。郭全宝所在的生产队人际关系复杂，副支书忠成伯兄弟5人，在队里号称“五虎上将”。队里开社员会常常是在争吵谩骂、拳脚相对中收场。几届生产队长都被迫下台，后来大队支委研究搞了个折衷方案，让郭全宝当队长，忠成伯的两个弟弟当保管和会计。开始还没有多少矛盾，但时间一久，郭全宝渐渐感受到了“五虎”有些欺人太甚。郭全宝咽不了那口恶气，四兄弟明刀明枪地和忠成伯兄弟们干了起来，因此两大家成了冤家对头。
郭全宝清早起来走到仓库边敲钟时，发现了那张大字报。他虽然没读多少书，但还是通过扫盲班认识了个倒顺。他浏览完这张大字报，猜想又是忠成伯的两个弟弟忠武和忠贵搞的鬼。于是自言自语说，搞什么鬼名堂，无事生非。说完准备去撕大字报。手刚伸出去，就被另一双手抓住了。郭全宝回头一看是忠贵站在身后。忠贵是生产队会计，喝了一些墨水，一肚子歪理。他抓住郭全宝的手说，郭队长，社员贴刘兴民的大字报，与你何干？你撕大字报，刘兴民给了你什么好处？
郭全宝把手缩回来，仍有些不服气地说，这是你写的？
忠贵说，不管是谁写的，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不要屎不臭挑起来臭！
郭全宝忍无可忍地说，你不要狗仗人势，欺人太甚！
谁欺负你了，郭队长，劝你还是少管闲事。
郭全宝瞅着一脸凶相的忠贵，想发作但没有发作。他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他费口舌呢？他瞪了忠贵一眼，悻悻地走到那口铁钟前敲了起来。
不一阵，队里的社员们扛着锄头出工了。走到仓库前，墙上赫然醒目的大字报把大家吸引住了，纷纷仰起脖子瞧个究竟。
郭全宝在石桥边叫喊着，有什么好看的，都做事去。
社员们纷纷散去。
可是到了中午，仓库墙上又多了几张大字报。有批判刘兴民的，也有揭忠成伯老底的。真是针尖对麦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东头队仓库墙上成了“民主墙”。这里成天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刘兴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弄得不知所措。情况很快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县里派人来察看了一番后就没了下文。
我们西头队和东头队是一个屋场，大家都叫它大屋场，住着40多户刘氏后代。十几代以前都是一家人。人民公社成立那年，以祖屋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个生产小队。我的家住在西边，我自然成了西头队的“臣民”。两个队都在荷塘边做了仓库，遥遥相对，出门做工时都要经过前面小河上的那座石桥。东头队仓库离石桥仅隔五六米，墙上的大字报也就必然跃入了东头队社员们的眼帘。
虽然西头队社员知道东头队争斗的内情，有些人对大字报不屑一顾，但多数社员还是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是大队团支书，我不想介入这种派性斗争之中，但我知道这样闹下去会影响大队干部的团结，影响即将开始的春插。于是，我和团支部几名同志商量后，以团支部名义写了一个呼吁书，规劝对立的双方停止笔墨争斗。呼吁书贴到了仓库墙上后，引起了不少干部群众的注意。不少人边看边点头说，刘亚林果然坦荡正直，不随声附和，是个信得过的好后生。但也有少数人对我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异议。说我没原则，是在搞中庸之道。明里呼吁抓革命促生产讲团结，实际上是为刘兴民打掩护，不折不扣地当了刘兴民的保护伞。
刘兴民内心里很感激我。他认为我不见风使舵，不随波逐流，人靠得住。他跟我大哥说，他要好好地栽培我，让我接他的班。
中午，我割油菜回来，刘兴民在我家里等候了多时。我放下镰刀，跨进门槛，刘兴民就笑着走到我身边说，亚林，快吃饭，下午代我到公社开个会。
我不解地问，什么会，我能代您？
没关系，你把精神带回来就是。
我还是感到不妥，说，支书，我连个党员都不是，让别的领导去吧。
刘兴民说，你是大队团支书，也是大队干部嘛。叫你去你就去，别讲价钱了，又不是让你去干坏事。
我不敢再拒绝。我想，支书相信我器重我，才让我去代他开会，但我也有些猜不透，为什么大队副支书支委好几个，却不让他们参加而让我去呢？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刘兴民自己清楚。
我扒了几口饭，就匆匆地上路了。第一次代替党支部书记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虽有些名不符实，但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惬意。我赶到公社时，会议还没有开始，十几个大队的支书在天南地北地聊天，公社书记老易正襟危坐，手中夹着一支红桔烟在吞云吐雾。我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坐下，易书记一双眼睛盯着我问，小刘，你来干什么？
我感到十分尴尬，脸上一阵发热胀得通红，屁股上却象针扎般坐立不安。我强作镇静地回答说，刘支书有急事，他让我来把精神带回去。易书记显然有些不高兴，想发作但没发作，恐怕也是不想让我过于难堪。他冷冷地说，你要把会议精神记好，回去报告刘兴民。
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会议开始后，易书记讲了两个多钟头，我在本子上记录着，生怕漏掉什么。
从公社开完会赶回到大队时，已是天擦黑时分。田头地间劳作的社员们陆续收工回家。我一边向他们打招呼，一边拔腿朝上屋场跑去，我要赶紧向刘兴民报告会议精神。
刘兴民挑了担尿桶准备上自留地里泼菜，见到我喊他，他忙放下尿桶说，回来了，进屋说吧。
我跟他进了屋，刘兴民擦根火柴点燃煤油灯，然后拿着铜壶到水缸边添了水，挂在梭钩上准备烧茶。
我说，支书，不喝茶，我汇报完就走。
刘兴民坐下掏出烟荷包，用一片小纸卷了个喇叭筒，点上火吸了一口说，亚林，你说吧。
我说，王金龙从外地调回到我们县当书记并兼任云田区委书记，他要重树云田这面学大寨的旗帜，最近将组织全区四个公社的50多名大队支书去大寨学习参观，准备在云田搞大动作……我将易书记的讲话详细地复述了一遍。刘兴民连连点头说，亚林，好好干，这是你们年轻人施展才干的好机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