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研究文字而不研究材料，这是学问的第一个病症。虽然我仅举出了几个近代的例，但这是从古至今多少总有一点的一种通病。这种病症。怎样会不影响到学问的失去信仰？对于俗人的智力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这种学者的著作，如同看到了一张君主的授权证，或是饰以绘画的书上的第一个字母一样；那上边虽然加着许多的花饰，细看来还不就只是一个字母？据我看来那疯狂是这种虚诞的一个好象征或写真，因为文字不过是材料的影像。人生的理想与成就
可是，因为哲学本身很隐晦，加了那使人容易感觉与欣赏的一种修辞的衣装，是不可轻率斥为不当的；因为这里我们有着色诺芬、西塞禄、辛尼加、布虚塔克那些卓越的榜样，就是连柏拉图，也这样；这种衣装，并且有很大的用处。固然于钻研真理与深入哲学，是一种障碍，因为他使人心过早的得到了满足；在我们达到适当的结论以前，已把更进一步去搜讨的志愿消减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在公共的事务上应用这种知识，如同在会商、建议、劝诱、讲论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这一派的著作家已经把他所需要的知识预备得足够了。不过这种学问的装饰要是太过了，就应该被轻视；如同赫邱里在神庙里看见维纳斯女神的爱人爱多匿的刻像的时候以轻蔑的口吻说“你不是神”一样，学问上的赫邱里的从者，也就是说，那些较为认真与努力的真理研究者，是没有不轻视那种确实没有神的资格的矫饰的。这上面是说学问的第一种病症。
学问的第二种病症，它的性质却比第一种还要坏。因为材料的实质，要比文字的美好来得重要，所以反过来说，虚诞的材料，比虚诞的文字还要坏。在这里我们觉得圣保罗的指责，不但在他的时代是对的。就是对于他以后的时代，也具有预言的性质，不但关于神学是如此，就是一切学问也无不如此。他说，“避掉那些不神圣的新名词和谬称为学问的言论”。他在这句话里指出了这种意想的与虚伪的学问两种标帜：一种是名词新奇，一种是议论武断。后面这一种，必然要生出反对，因此就有了问题与争论。如同自然中有许多坚实的物体会腐烂而生虫，良好与确实的学问当然也会腐化而分解为许多精微、无用、不健全与同虫样蠕动的问题；固然他们确有一种精神上的活力，但是毫无实体上的可靠与性质上的优点。这种退化的学问，在经院学派中确是最有势力；这派的学者，有着锐利与强健的智慧，他们的智慧被关锁于几家的著作中同他们的身体关锁于寺院与学校中一样，既没有多少历史的知识，他们仅就在无多的材料的分量与无限的智慧的激动中，给出了我们可以在他们书里看到的那种大费经营的学问来。因为人的心智，如用在实物上是依着了材料工作，当然的受着材料的限制；但是如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如同蜘蛛结网一样，那就没有穷尽，只会得生出一张张学问的蛛网，它的丝与工作的细固是可爱，但是没有一点实质和用处。
这种无益的精细有两种：或是在他们论题的本身上，如果那仅是一个不能产生结果的揣度或辩论或是在他们治学的方法上，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每个论题，都要提出辩驳；再对每个辩驳，提出解答。这种解答，大半都不是将错误驳倒而是另建一个论题。一切科学的力量，同“伊索寓言里说的”老人的一束柴一样，是都在那束上的。因为一种科学里面各部分的调和，每一部都分支持着其他部分，并且应该为一切次要的非难的真正与简括的驳斥与镇服。反过来说，如果你把每个命题逐一提出，如同束中的柴枝一样，你就可以随意的同他们争辩，使他们弯屈，断折。如同人说辛尼加那样，“他以口舌的微妙来把事实的重量破散了”，人也可很正确的说经院学派，“他们以所提问题的琐细来破碎了科学的坚实与连贯”。因为人在宽大的室内点起一个大灯，或在一个分枝的烛架上点满了蜡烛，不是要比拿着一支小烛到每个角上去照探来得更好吗！他们的方法，不是以辩论、权威、比较来证明的真实证据，却是每个小节诡辩，与异议的辩驳与解答。大都是一个问题刚解决又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同刚才所说的比喻那样，你把蜡烛点久一角的时候，其他的角上都黑暗了。息拉寓言仿佛就是这种哲学或学问的一个活脱的影像；他的上截是个美女，而他的下体却四面环生着怒吼的怪物。经院派的概论有一会儿工夫是好而包含甚广的；但是当你研究他们的区别与判断上去，那却不是一个可以孕育人生的实用与利益的，而仅是怪异的争论与喧闹的发问。所以这种学问是不能免于一般的嫌恶，因为人看到了争论，是容易把真理轻视的，迷失了道路而不会再相会合的。在他们看到关于细节与无用或无关紧要的事的争论，他们很容易引用锡拉古王但奥尼修斯的判断，“那种都是没有事做的老人们的话”。
如果这种经院派学者在他们对真理热心的寻求与智慧的不倦的运用上，加以诵习与思考，他们一定可使各种学问与知识得到巨大的进步。但是照他们的样子，他们确是工作辛苦。在研究思索神圣的真理上，他们的自矜偏向着离去上帝的语言而消失于他们自己创见的混乱中；在研究思索自然上，他们也总是离开了上帝的工作而尊奉着他们自己的心理，几个崇信的作家或原理不平的镜面向他们映出的误人与失真的影像。这是论学问的第二种病症。
学问的第三种病症，欺诈或不真实，是所有各种病症中最坏的，因它毁灭了知识的要素，那就是真实的表现：因为存在的真实与知觉的真实是合一的，他们的差别，就像直接的光线与反射的光线一样细小。这种病症坏处分两类：就是喜欢欺人与容易受欺——欺诈与轻信。虽然这两种坏处的性质似乎不同，一个由于狡诈，一个由于简单，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仍是会合在一起的。如同“贺雷斯的”诗句上说的：“避掉多问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多说的人”，凡是喜欢多问的也是喜欢多说的；以同样的理由，一个轻信的人也就是欺人的人；我们在谣言的传布上可以看出，凡是容易听信谣言的人，也是容易在谣言上加添他自己的材料的人。这种情形，塔西托在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是很聪明的看到了。他说：“凡是容易造谣的人，也是容易相信的人”；想欺人与容易受欺，是这样密切的联系着的。
这种轻信，照着历史学者或律师们的说法，可以分两类：实事的信受与技术或意见上的事件的信受。关于第一类，我们在宗教史上就看到了这种错误的经历与不利。宗教史太容易的接受与记录了殉教者，隐居的修士或沙漠中的僧侣与其他圣徒的奇迹的传说与故事和他们的遗物种类神品、祠与神像。这种传说，虽然因为一般人的愚昧迷信的真诚与部分人的策略上的利用，把他们当作无非是神圣的诗咏而流行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那迷雾渐渐的清了，他们也就将它当作无非是老妇的诡谈，教士的伪诈，鬼神的幻象与反基督者“谓恶魔”的标记，使宗教蒙受了很大的谤言与不利。
同样的，在自然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出没有用那该用的选择与判断，如在普林尼、卡台奴、爱尔培都，与许多阿拉伯人著作里，我们看见都是充满了不可信的事，有一大部分不但未经证实，并且是确实靠不住的，因此使自然科学对持重的人们大失了信用。在这些地方，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忠实是值得注意的。他尽力与审慎的编成了一部生物史，很少有虚幻或想象的材料混入；而把他所认为应该记录的各种异常的故事另外编成了一书，很明白的看出了凡是显然无疑的事实，在那上面可以观察和研究来不可信的，不可与不甚可信的事相混而使他减少了力量；而同时也不可把稀有的事与看上去似乎不可信的传说抹杀了使他们无闻于后世。
至于对技术与意见的轻于接受也有两种：就是对于各种技术的本身崇信太过，与对于某种技术中几个作家崇信太过。技术本身与人的意见相比与他的理智更接近的有三种；就是占星术，自然的魔术，与炼金术。这几种技术的目的或假托，是高尚的。因为占星术自称能找出天体与地球的相应与关联。自然的魔术自称能把自然科学从理想的繁变中引回到工作的伟大上。炼金术自称能把在自然状态中合为一体的物里面的不同部分分析开来。但是达到这种目的的路经与方法，在理论与实行上，都是充满了错误与虚幻，这种技术中有名的专家常用了隐晦的词句来掩护着这类虚幻，并用口授与那一类的秘密方法来拯救这种作伪的信用。但是炼金术应该有同伊索寓言的那农夫类似的权利，那农夫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有金子埋在葡萄藤底下。他们把整个葡萄园掘遍了找不到一点金子。但是葡萄根边的泥土掘松了，第二年葡萄的收成极盛。同样的，因为要想炼成金子，也得到了许多很好，很有效果的发明与实验，同时找到了自然的秘密与提供给人们以实用。
至于对科学著作者的过分信任，使他们成为绝对的权威而不是贡献意见的参议者，科学因此受到的损害是无限的，因为这是使他们不能发展或进步的主要原因。在机械的技术上，最初的发明者所造最浅，时间久了，才渐渐的增进与完成；而在科学上，最初的著作者所见特远，时间久了，反致失坠与歧误。如驾驶术，印刷术，与这一类的技术，起初都是很粗率的；等时候久了，才能够得到适应与改进，但是相反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颉利图、希波革拉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们的哲学与科学，却是最初最为炳盛，时候久了，反而退转与变坏。这里面的缘故不过如此，起初是有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用在一个题目上；到了后来，却是许多人的智慧与工作都去用在另一个人的智慧上，而且把这个人的工作弄坏的时候，比他发明的时候更多。如同水不能上升到比他源头更高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知识，排斥了对他审查的自由，因此不能再上升得比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更高的。所以虽然“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还得要下面的这一句来加以补充，“在我们学了后我们应该判断”，因为学徒对于师长只应暂时信任和把他们的判断悬系着到他们受完了教导以后，而不是绝对放弃自己的地位或是永远的受束缚。结束这一点，除下面这层意思外，不必再说别的了，就是说让著名的著作者得到他们的所应得；但是不可叫时间失却了他的所应得，应该一步一步的前进去发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