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是冷静思考一下，王小平也好，热闹一时的“另类文学天才”韩寒也好，美国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也好，他们并不是全盘否定教育的作用、全盘否定文化学习，而是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功利化、工具化学习（过去崇拜考试是为了读个好大学；现在崇拜本领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比如教条、呆板，比如庸俗、虚伪。否则，他们自己在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在接受并学习书本、实践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与能力等方面的不断努力，又该作何解释？应该说，在同龄人中，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只不过，他们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特别个性，所以选择了与一般人不同的道路，不愿意完全听命于随波逐流的常规教育。
新时期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里，曾长久困扰国人的，是各高校入学分数线高、录取率低，号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跳农门”。“跳农门”并非什么易事，一代又一代贫家子弟义无返顾，十年寒窗，目的就在上大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悲壮之至。各中学，包括其所有教师与学生，以高考为唯一指挥棒，奉教科书与考试大纲为圭臬，连答案也是唯一的，校园生活与求学过程单调、重复、呆板、平庸，诸如歌舞文艺、社会活动、体育锻炼、看课外书、实习兼职、出游调查、思考探讨、写作投稿……都是“歪门邪道”、“不务正业”，那还有什么素质、能力可言？
大学入学分数线高、录取率低，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国家经济底子薄弱、办学条件有限，而考生又一届比一届迅速增加。在现实处境面前，没有一个当大官的爷爷或没有一个发大财的爸爸或没有一个像徐静蕾一样的明星姐姐的大多数普通学生，除了高考这“自古华山一条道”，别无选择。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曾感慨说：“中国的孩子真能考试，但也只会考试。”无奈，逼出来的。可是，把高考作为评价与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毕竟是不科学的。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好坏，并不能完全说明他（她）的才学、能力、素质的高低。有不少人称高考为“新科举”，无非是一时愤激，新高考比古代科举自然要优越、先进得多；但要说其本质，两者以考试定终身的行为还是相似的，具有前后继承性。
既然高考成绩不是评判考生的唯一依据，那么各新闻媒介30年来一直坚持的宣传方式中，就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即老是为那些省市高考第一名、第二名，被北大、清华等名牌院校录取的所谓“状元”唱颂歌；大力称赞年纪轻轻就考上“少年班”、“博士”的学生是“天才”、“神童”；而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上拿到金银牌、冠亚军的更是“为国争光”、“人中龙凤”。实际上，当若干年后，这些“状元郎”、“名校高才生”并不见得个个有很大出息，“天才”、“神童”们也并没有出几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奥林匹克的冠亚军也似乎并不比咱们凡夫俗子优秀多少。报社杂志、电视电台过高地歌颂他们，在几年前还可以理解；在疾呼素质教育的如今仍然这样，便让人蹊跷了。
好在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飞快进展，办学条件也大步改善，近两年高考分数线一再降低、录取率迅速提高。10余年前，还是4-5个人中才得1人有机会进高校深造，如今却猛然增加到了6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念大学——而且，这还只是指通过正式途径考上各地普通院校的本、专科生。如果加上通过非正式途径念大学的应、历届考生，可能将近百分之百的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复读”将成为历史名词，“高六生”也只剩下进“高考博物馆”的份儿。人们恍惚间真有“遍地大学生，全民皆高知”之感，并为自己“生不逢时”而叹息。
于是有人过于乐观地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不到10年就能“超英赶美”（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已于几年前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实现“让所有人都来读大学”的理想，把西方的“宽进严出”教育模式付诸实施了。大概这些人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么是不切实际、盲目自大。要说我们是因为经济实力在进步、办学条件在改善，所以分数线降低了、录取率提高了，而且求学门路与方式也增加、扩展了，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们能够在不短的时间内就把西方的“宽进严出”教育模式付诸实施，这很困难。人家高等教育采用了多年的“宽进严出”模式，已经很有基础了。可我们几年前才呼吁教育体制的改革，才从应试教育开始尝试素质教育，基础还是比较差的。即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与办学条件已达到很高水平，可以允许所有中国公民都上大学，但我们的大学生培养还没法完全实现“宽进严出”。若照西方标准，想让我们在几年内便完成高等教育、拿到不“掺水”的文凭，那真是天方夜谭。
这些年里，随着分数线迅速降低、录取率不断提高，大学新生的素质与能力也普遍变得差多了。教育工作者在一次调查中发现，100名新录取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其优秀率要一届比一届明显减少。由于学生素质的普遍降低，因此高校教师们发现，这上课也越来越艰难无比，还谈得上什么“宽进严出”呢？
等到大学不太难读、考试不太重要时，学生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关键、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素质与能力。我们开始从“考试恐慌时期”进入“能力恐慌时期”。
考试与分数不成问题了，万千学子便要关心自己的才能与本事。于是，扔掉右手中的书本，左手开始操作电脑、试剂、手术刀、教鞭、晶体管；在英语上由过去的一味答试卷、提高笔试成绩，到今天的培养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人手一个复读机；还有考律师资格、秘书资格、会计资格、普通话测试；还有到学生会当几个月干部、到报社实习几个假期、到某公司打几个星期的工、在异性面前好好表现自己的魅力……学生总是忙忙碌碌的，只不过以前忙于应付考试、现在忙于发展能力。没有成绩，只是过去难上学；而没有本事，将来怎么能谋份好职业？
但是，素质教育并不等于从小就灌输学生过多的操作性、机械性能力，强化甚至强迫他们掌握过多的东西，比如电脑、钢琴操作，书法、绘画、写作训练，背诵大量英语单词、唐宋诗文等，而不考虑他们的基础、天性，不发挥他们的爱好、特长。这又压抑了其自由成长，“食多不化”，拔苗助长，变成“填鸭式教育”。每个学生的性格、遗传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模式培养。你即使强迫他（她）掌握了许多能力（其实这只是技能），但并不等于他（她）的素质就很优异。他们是“高才能、低智慧”者，比过去背诵了许多书本死知识的“高分数、低才能”者也强不到哪去。到时候，你就算没有了“能力恐慌”，又可能感到丢了天真与幻想，没有思想与个性，缺乏见解与创造。那么，会几国语言、比计算机还算得快、对电脑技术非常娴熟、在文科上懂文艺历史哲学在理科上又懂数学物理化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了解国际时事又把握国内形势、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非常棒、对医疗也知道不少、生活能力很强、组织才干出众、人际交往出色、人品优秀、脾气也好……这种人尽管完美了，却与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他（她）还有自己的性情与追求吗？如果大家都发展成了这么“优秀”的“人才”，个个能力很突出、全面，却全都一个面孔、一个声音，岂不是“新兵马俑”？
“素质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真正的素质教育，远不仅是打破过去的应试教育，放弃书本学习，而单纯教给学生很多实用、鲜活的能力与本领。光有知识或能力，或光有知识与能力，还不是真正的素质好。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时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即进行跟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美德教育；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即中国自身的时代特征；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如不要过早进行智力开发、不要在其年龄与基础不允许的前提下让其过多学习知识及训练技能，要根据其先天智商与性格等因素、按照其爱好与特长进行因材施教等）。
在素质教育过程中，有意识的、科学的、规范的引导很重要，允许学生的天性与个性发展也同样重要。只有让其自由成长、主动学习，在兴趣、性情的前提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这世界才正常、才可爱。提高他们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能力，有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任他们的个性与情感舒放开来，健康、自由地进步，培养出有思想、有才学、高情商的下一代，方为素质教育最关键、亦最神圣的环节。新时代不断出现与发展的高科技成就，只能为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服务，而不是我们的人身要被高科技所奴役、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