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嘴老五和徐纯典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徐纯典疑惑地问：“土地哥，你这是做啥？不卖了拖回去呀，放到马路中间做啥？”我愤愤地说：“我不卖了，烧给土地爷吃。”油嘴老五听了明白了我的意思，赶过来阻拦，说：“土地哥，你疯了，你把粮食烧了做啥？”我说：“我没疯，我就要烧这狗日的粮食。咱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咋这贱呢？贱得没有人要了！”说完，我将金枝要我买回去的一瓶煤油浇在粮袋上。油嘴老五赶忙来夺我手里的煤油瓶，当他夺走煤油瓶的时候，瓶巳经空了。我擦燃火柴把粮袋烧着了。油嘴老五和徐纯典两个人就跑过来用脚踩，可他己经踩不熄了。没一会儿浓烟滚滚升上天空。我跪在马路旁悲怆地哭了，边哭边喊：“土地爷，你睁开眼看看吧！老天爷，你睁开眼看看吧！咱粮食咋就贱得没有人要了呢？！”这悲怆的哭号声在人群中漫延，飘荡，感染着每一个心灵。
人们不知发生什么事，都涌过来看热闹，涌过来的大多是排队卖粮的农民，他们触景生情，牢骚满腹，一张张古铜色的脸上显出的既有愤怒和怨恨，又有悲切和无奈。
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烧粮食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的用照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着照片，另一个女的手里捏着本和笔走到我跟前，伸手将我扶起来，对我说：“我是《时代周报》记者，姓吴，叫吴子非。他叫余韦。然后掏出记者证给我看。那时我不知道记者是干啥的，不由得有些紧张。我疑惑地问：“你们想干啥？”吴子非说：“老大爷，我们是记者，可以帮助你们反映情况。”我问：“向谁反映情况？”吴子非说：“向你们县，你们省，甚至向中央反映情况。你叫啥名字？哪个乡，哪个村的？”我慢慢地放松下来，说：“我叫徐土地，是白沙乡桂花坪村蚌壳岭组人。”吴子非问：“你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为啥要烧掉？”吴子非的提问像刀扎在我心窝里，我伤心地说：“吴记者，咱农人的命苦呀！谁愿把自己种的粮食烧掉呢？除非他是疯子！我为啥要烧粮食说起来就伤心。我家种了20亩水稻，勤扒苦做，收到20000多斤粮食，留下口粮、饲料、种子，计划卖16000斤。半个月前卖了近4000斤，价格很低，每斤稻谷只有一角八分钱，还没有一支冰棒的价钱高。这还不说，我只拿到毛票，兑不到钱，实际就是一张白纸条。”
吴子非说：“老大爷，你继续说。”
我说：“后来粮管所就关门不收了，一角八也不收，打白条也不收。我家还有12000斤稻谷，把房屋堆满了，咋办？大前天乡政府通知每家收600斤，我们拖来了，可排队排了三天也没收十几家，还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拖回去有20里路，费劲扒力拖回去烂还不如烧毬子！600斤，每斤一角八，仅仅只能卖108块钱。你说这粮食还有谁愿意种？”
吴子非一边听一边写，片刻又问：“老大爷，咋通知了又不收呢？”
我气愤地说：“原来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在这里排队苕等，等三天了，实在是等得急如心火了，就去打探，才知道粮食部门不肯收，乡政府要他们收。他们说一没钱二没空库还是不肯收。可也不是全不收，有头有面的走后门收。这不是在胡弄我们这些老实巴交黑脚杆吗！所以我一气之下把粮食烧了。”
吴子非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大爷，以后可别再拿粮食出气了，粮食是农民的宝贝，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啊！你反映的问题我们立即向上反映，争取尽快解决卖粮难的问题。”我一听忙向她跪下说：“多谢贵人相助，难为你了，我们盼着好消息。”周围卖粮的人见我跪下哀求，一下子全都跪下来了。哀求声、感激声，犹如闷雷在地面上滚动。余韦不停地拍着。吴子非泪流满面说：“老大爷快起来，大家快起来，别这样。我知道你们心里苦。”大家这才站起身来。
吴子非见大家都站起来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大爷，您老回去吧！等我们的消息。”然后对大家说：“大家都回去吧！在这里等也白等，等问题解决了再来卖粮。”我忽然想到他们无根无蒂，这一走到那去找他们呀！我便说：“吴记者，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到哪去找你啊？”吴子非忙从小皮包里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过七天你给我打电话行吗？”我激动地说：“好，好。”我就把名片像宝贝一样揣进上衣口袋里。”
白色面包车开走了，人们的目光也被牵走了。我影影约约看见了一丝希望。
一个星期后乡里通知收粮，还说有多少收多少。可又强调说兑不到现钱，愿卖就卖，以后有钱时再兑。我和金枝一合计，还是卖，虽说给毛票，迟早总会兑到钱的，我们相信国家。我怕夜长梦多，用两天时间把计划要卖的全卖了，拿回八张毛票。金枝将这些毛票包好放进铁箱锁上。我也不知道这次能卖粮是谁的功劳，卖完粮我去了邮电分局给吴子非记者打电话，告诉她收粮的消息。吴子非记者告诉我说，他们回去后立即写了一篇稿子发了内参，还写了一篇新闻登了报。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还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所以你们那里的局部问题解决了。卖粮难是全国的一个普遍问题，已引起中央重视，今后一定会解决的。我听了非常高兴，在电话里我一个劲地感谢她。
那一次烧粮事件让我又一次出了名。我们乡卖粮的农民都说沾了我的光，有的还要掏钱给我补尝，我没要。一次，我偶然碰上白乡长，白乡长对我说：“土地，你替我们乡长脸了。谢谢你！”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咋给你们长脸了呢？”白乡长说：“你对记者说乡政府要粮管所收粮食，记者都写进文章了。这实际就是在表扬我们。”我恍然大悟，说：“是这么回事。”白乡长话锋一转说：“不过，今后少向记者反映问题，记者可不是省油的灯，咱得罪不起，弄不好会惹麻烦的。”听得我一头水雾。
粮食卖完后又忙着挖苕，红苕也丰收了，我家5亩多苕地，挖了200多担苕，把两个苕窖放满后，其余的刨苕丝、打苕粉、漏苕线粉。苕丝卖不掉可以喂猪，苕粉、苕线粉久放不坏。挖完红苕就耕地窖豆、剜麦，一直忙到腊月才清闲下来。
清闲下来后，我把一年的开支和收入盘算一下，这一年除开种子、化肥、农药、帮工费、机耕费、运输费、税费、提留，竟亏了一万多，一点积蓄全没了。如今税费提留款也一年比一年多，乡里收税费提留是按人头地亩各半征收的，田地多了自然税费提留也多。金枝沉不住气了，抱怨我不该揽那么多的田地种。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费劲扒力穷操心，不知我图个啥？说得我无话可答。
这一年在肉票、糖票、肥皂票、煤油票取消了之后，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也都取消了。这世道真的是颠倒了，难道农副产品真的多得没有人要了。一年从春忙到冬，出力吃苦不说，还要倒贴本钱，确实划不来。来年怎么办呢？我打算把自己和两个儿子的田地种了，其余的都退还给原承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