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看来，思维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客观、正确，这也是批判性思维客观性的要求，而精确性则是对思维者更进一步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思维的经济性或简略性。本章进一步揭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特征。可以认为，这三大特征是批判性思维更加本质、更加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其中，批判性是批判性思维的本质属性，参与性是批判性思维的突出表现，而创新性则是批判性思维的逻辑导向。
$第一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
看了本节的标题，也许有人就会觉得有点别扭，甚至感到纳闷：批判性思维本身不就包含批判性吗？为什么还要专门讲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呢？谈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不是有点同语反复的嫌疑呢？恰恰不是。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和批判性思维的实践当中，有的人不愿意或者不去谈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不是他们不承认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而往往是只看到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而忽略了其他很多特性。甚至有人望文生义，直接把批判性思维简单地归结为“批判”二字。这是对批判性思维的最大误解。所以，我们谈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谈论邓小平理论的批判性，旨在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全面性特征，领略邓小平理论中博大精深的批判性思维的真正内涵。
一、批判性思维批判性的源起
“批判性”源自希腊文“kritikos”，是指富于洞察力、辨别力、判断力，还有敏锐、智慧的回顾性反思。在哲学中，批判性也指对现实保持的一种质疑的态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批判、没有突破，就没有未来。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进的，没有继承的批判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以批判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日常思维能力，它要求人们看问题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诉诸感性，寻求理性；它要求人们思考问题要客观、公正、全面，用发展的眼光来解决问题。它既需要科学思维，又需要道德思维；既需要逻辑思维，又需要辩证思维，是对多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的批判性思维过程中，考虑各种因素和情况，并做出最好的选择。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否定性思维。所谓否定性也就是批判性，就是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对错误的思想观念和不合时宜的事物进行毫不留情的、彻底的批判。这就要求在运用批判性思维时，力求做到有的放矢，恰如其分。批判性思维不仅要对封建迷信、伪科学、歪理邪说、错误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有力的反驳，而且要对现存的思想观点进行审查、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需要冷静的思维方式，因为冷静有助于把握分寸，纠正错误，做出合理的决策，使思维严谨、清晰、明澈，使行动更符合规律，更具有创造性。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的画面，是一幅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图景，这就要求我们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因素、多变量地考察和分析事物，在事物的相互对立中发现事物的相互联系，着眼于事物的多样性，全面地、批判地看问题，从而实现对现存事物及其观念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南开大学张晓芒教授颇有心得。他指出：“虽然批判本身并不意味着正确和真理性，但批判意味着可能是从不正确走向正确的一个契机或新的开始。”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有时一个积极的否定远比一个消极的肯定更有助于我们真实地认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而这种在问题意识和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积极否定的态度，就是一种批判精神。”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特征。
古往今来，人们对“批判性”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深刻地批判了人的认识能力，批判了人类理性，写下了有名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三部哲学巨著，从而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他认为唯理论主张真理出自理性，知识是从先天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这样不足以说明知识的丰富多彩，而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否认理性的推演作用，无法说明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唯理论和经验论者所犯的错误在于：在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前，没有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因此，康德给自己的哲学定下任务：在进行实践活动之前，先要对人的认识能力做一番“批判的”考察分析，以确立其大小、适用范围和界限。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从哲学的角度强调批判性讨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性。波普尔以批判理性主义为出发点和内核，建立了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做出新发现。理性不断提出新假说，而这些新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因此，知识的真理性特质只有通过外在化的批判性检验才能获得。波普尔在阐述科学发展模式时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家的三种精神，一是不怕犯错误的精神，二是敢于批判的精神，三是敢于否定的精神。由此可见，批判性精神是波普尔科学精神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批判性思维也是马克思的重要思维方式，是马克思重要的个性思维特征。马克思曾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马克思看来，“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是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还把自己理论的本质概括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些不朽的论著自始至终都贯彻了马克思的批判性精神，都倾注了马克思的批判性思考。马克思运用批判性思维写下了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所进行的“无情的批判”，是以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而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这种批判中，既锻造了具有彻底批判本性的辩证法理论，又以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去批判“现存的一切”，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指出了现实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在批判中实现的。彻底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源泉和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从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精神的运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以实践为基础的批判性、创新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性。
列宁不仅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而且还有精湛的批判性思维方法和技巧。在列宁身上，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高度统一，批判性思维和其他思维得到良好的匹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内右倾思想、“左”倾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毛泽东的这种批判性思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的批判性思维也就是反思、独立思考、创造运用理论，也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他反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因此，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毛泽东的批判突出地表现在对王明“左”倾、右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都是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脱离，理论与实际脱离。在政治上，表现为否认联合，只讲斗争，是典型的关门主义；在军事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王明的冒险主义都是这种教条主义的体现。右倾教条主义也是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理论。在政治上，否认斗争，只讲联合，或者否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与领导权，放弃领导权；在军事上，否认能动性，表现为保守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先行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出他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上最为重要的一块基石。1930年5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讽刺教条主义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并对教条主义的错误作了深入、具体的批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地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且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命题。遵义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始终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教条主义提供了经验。“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因此，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教条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教条主义就是“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了清除教条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20世纪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的是打破洋教条的束缚，摆脱对马列教条化的理解。为了去掉党内的盲目性，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际中检验发展理论，独立思考，提倡多思。他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话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关键所在。因为不论何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是迷信旧的土教条还是迷信新的洋教条，其本质是一样的，即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不去掉奴性，不确立独立自主性，那很可能批了一种教条主义，又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对奴隶主义、反对盲从是彻底的，包括反对对他的迷信、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盛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害。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与教条主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决战迫切地摆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和克服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扫除教条主义思想，因而《实践论》《矛盾论》不仅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也是从哲学高度深刻剖析和批判教条主义的力作。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植根于实践，富有批判的精神，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才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后继者，他们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指出，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而且，这种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部分。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获得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大师一席话道出了批判性思维的玄机。
二、邓小平理论的批判性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蕴涵着丰富的批判性精神和典型的批判性思维。邓小平理论的批判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态势，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从党的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勇于和善于进行批判性思考，使党的事业在批判中不断前进，“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等各种思想，使人们的思维陷入了非理性状态，使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批判性传统和批判性精神得不到正常、合理地发挥，当然就无法对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这样，批判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对传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一次又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并不断地实现理论超越和实践突破，最终转向新理论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