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思维的简约性原则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历史渊源上看，简约性思维原则可以追溯到称之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周易》。在古老的《周易》看来，真正的道理应该简单明了、朴实易懂，而且要用最简洁的话语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所以，《周易》的“易”字本身就蕴含着简单、易懂的含义。《易经》之系辞上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这是对中国古代思维简约性法则的深刻描述。也就是说，尽管自然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懂得了其原则和原理以后，就比较简单了。在后来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孔子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孟子的“由博返约”，纵横家关于计谋“多不如少，少不如精，精不如妙”，张载的“言为非艰，君子乐取”，朱熹的“精思归约”等思想，都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诠释了思维的简约性原则。简约主义精神，已成为华夏民族思维观念的重要因素。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作为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革命家、政治家，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理所当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简约性思维的形成正是以中国传统思维的简约性原则为基础的。
习近平在谈到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文风时，特别强调“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言尽意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的文风。他指出：“能够三言两语讲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他还举例说：“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有许多短小精干、言简意赅、思想深刻的文章、讲话。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习近平还指出：“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按照中央改进文风会风的要求，提出以‘能少则少、能短则短、能精则精、能简则简’为原则，尽可能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这‘三短’，就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文风。”这里提倡的“短”的文风，就是批判性思维简约性的具体体现。
在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中，思维的简约性原则更是备受推崇。从古希腊的哲学开始到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人们似乎都想把表面上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归结为几个简单的基本概念和关系。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就试图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或几种简单的要素，如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7或546年)的“水本原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70年）的“火本原说”、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30年）“四根说”等等。同样，在后来漫长的西方文明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的运动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思想的提出，都无不与简约性思维有关。可见，对简约性思维的追求是科学研究普遍的事实。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科学史的发展与进步，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规律简约性认识的深化而推进的。关于简约性思维的理论反思，奥地利科学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年)，可谓是其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著名的“思维经济原则”，实际就是简约性思维的同义语。马赫认为，人的生命有限、能力有限，我们要尽可能以最少量的劳动，用最少量的思维来做出最完善的陈述。衡量理论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否比其他理论更方便，更节约思维。早在青年时期，邓小平就赴法国留学，在早期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法国，他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广泛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使他较多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就会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社会，思维的简约性原则都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气派，又与西方思维经济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正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简约性思维和西方思维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通过个人主体对东、西思维方法的内化和外化，并进行提炼和处理，使之不断完善和提升，形成了简约性的思维方式。真可谓是博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二）邓小平简约性思维形成的现实起点
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必须善于观察表象，并能够敏锐地透过表面特征看到问题的本质，否则，他就会被表象所迷惑，就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抓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丰富和完善起来的，是在“说新话”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年）是德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说过，在战争中，只有简约才能获得成功。化繁为简，变滥为约，乃是军事指挥员的第一要义。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作为高级指挥官，随时都会有许多突然的、始料未及的事件发生，这就要求指挥员善于通过被别人忽视的表象，用最简便的方式，直奔问题的实质，并做出正确的、果断的决策，不拖泥带水；这就要求指挥员善于发挥自己敏锐的思维能力、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当机立断，抓住战场上的“战机”一举获胜。而所有这些，概括地讲，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简约性思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经济上的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可能是二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既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又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既是世界的主题，又是中国的主题，更是启动邓小平批判性思维方式的主题。邓小平思考的主题变成怎样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发展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情、国情，我们必须要抓住机遇，不搞争论，力争使我国的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不搞争论是对中国发展的紧迫感的认同，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为了讲求效率和效益。这实质上就是对思维提出的简约性要求。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思维方式必须是高速有效的，而要快速高效的运筹帷幄，取决于思维的速度和效率，因而思维方法的化繁为简，思维要素的优化组合，就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开始处于高速度、快节奏运转的时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要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更需要优化和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效率和工作效率，用最小的力气、最经济的方法和最简单的语言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再次呼唤着新的思维和思维方式的生成，这就产生了简约性思维的强烈需要。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正是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应运而生的。
二、邓小平简约性思维的运用
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善于运用简约性思维，在社会实践中从千头万绪的工作里，抓住要害问题给予理论上的分析，以体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
周恩来曾经把自己与邓小平的思维风格做过对比，他认为自己是“举轻若重”，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的确，周恩来习惯于繁多广博性思维，精细具体，周密入微，使他成为出色的“管家”和执行政策的大师。而邓小平则习惯于简约性思维，避免在细节上过多地纠缠，往往一针见血地切入问题的核心。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时指出：“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要精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其实，这就是邓小平自己对简约性思维的科学总结。
（一）运用简约性思维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问题，它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突破性发展，而且也是探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然而，如此重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只用了一句简短的话，就做了简明、准确的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邓小平恰当地运用了“解放”“发展”“消灭”“消除”和“达到”五个动词，生动地、形象地、动态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谓“要言不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邓小平不仅消除了诸多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错误观念，把无关的、多余的、次要的东西剃除掉，从而抓住了主要的、主流的、关键的和正确的要素，堪称简约性思维的典范。
（二）运用简约性思维分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思维的简约性、经济性原则。发展道路问题关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用一句简要的“走自己的路”，将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做了高度概括的回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走自己的路”就是不直接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就是不人云亦云或者亦步亦趋，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简单明了，言简意赅，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蕴含着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蕴含着对世界各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全面了解。所以，有人这样来评价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在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探索与研究，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高度概括而形成的科学思维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这里所指的“实践与总结”“探求与研究”“分析与综合”以及“高度概括”都是与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相关联的，不下这些功夫，不经历这个过程，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简约性。这里所指的“科学思维观念”当然也包括（或者主要包括）思维简约性的观念。
（三）运用简约性思维阐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时过境迁，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消灭了阶级压迫，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又靠什么来推动呢？对于这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能回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也没能正确地加以解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通过不断的“执简御繁”，拨乱反正之后，终于找到了关于新时期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答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等命题。在邓小平看来，千言万语汇集成两个字，那就是“改革”。俗话说得好，“浓缩的才是精华”。邓小平简约而精练的话语为我们精准地阐明了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下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
（四）运用简约性思维厘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