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道寡助，信心不失
“二战”结束后，英国战时内阁到了解散的时候。政府已持续执政5年，议会自1935年以来也已10年未大选了。作为首相，丘吉尔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大选。5月18日，丘吉尔在艾德礼的协助下，起草了一封名义上致艾德礼的信，请工党考虑是否将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为止。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多数人主张早日大选。丘吉尔在保守党内部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几乎全部同意7月选举。保守党人希望早日选举以便利用丘吉尔个人的巨大威望，于是丘吉尔将大选日期定于7月5日。
德国空军
在战时，丘吉尔对内政问题考虑得不多。英国劳动人民意识到，英国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一致拥护政府及其为争取战争胜利采取的各项措施。工人阶级忍受战时痛苦的思想准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充分。国内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尖锐。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政府大肆宣扬准备在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改善英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条件。还成立了一个以工党党员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可是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政府的战后改革方案也逐渐地被束之高阁。
丘吉尔的独断专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不满。赫伯恃·威尔斯在1944年12月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他写道：“现在俨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理智。过去由于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我们还记得他的许诺，可是，他安于小成，不求再进。”
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正式提出辞职。随即应国王要求成立了看守政府。5月28日，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为退出联合内阁的高级大臣们举行茶话会时，老泪纵横地宣布：“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为了保证他在选举失败时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建议艾德礼陪同他参加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巨头”会议。
丘吉尔在1944年10月曾声明过，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参加战时丘吉尔联合政府的工党右翼领袖们并不反对在战后同保守党人留在一套马车里。他们赞成联合，企图保住自己的大臣职位，不指望新的选举会使工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工党年会的表决却是反对联合政府。
竞选在5月下旬开始。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除了阐述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外，还对工党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盖世太保的统治形式”。舆论对他由全国的领袖一变而为党派利益的卫士感到难以接受。
竞选期间，丘吉尔在英国到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经常是前边走着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广播着：“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伟大的事业”。但是，战争的胜利，对英国选民来说，已经成了过去，英国人民关心的是将来。他们希望选出能维护和平的人，能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幸福、带来改善。他们不相信丘吉尔是这样的人。
丘吉尔本人也对这次大选充满了信心，认为保守党会获得多数席位。当时英国国内外舆论一致看好保守党，认为丘吉尔必胜无疑。保守党人自我感觉良好。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合·乔治也是利用他战时首相的威望赢得了大选胜利。现在的情况也一样，保守党相信凭借着丘吉尔的个人威望一定可以赢得选举的胜利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确信能得至少56席的多数，一向乐观的《每日快报》则认为可超过对手60席以上。
投票日之后还需较长时间完成计票工作，所以丘吉尔于7月15日带领艾登和艾德礼飞往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大选揭晓以前开始的。因此，丘吉尔是带着以重新当选的胜利姿态前去赴会的。他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
7月22日，英美首脑联席会议正式作出对日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英国大选到7月5日结束；但是，选举结果一直到7月26日才能揭晓，因为要从世界各地的英国驻军中拿到选票。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经杜鲁门和斯大林商量，决定会议暂停几天。第二天中午时分情况已趋明朗，尽管丘吉尔本人当选，但保守党却遭到失败，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下院共获得了393个席位。在5年多战时首相位置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丘吉尔，此时只得黯然神伤地面对下台的现实。
丘吉尔失掉这场选举是有深刻原因的。丘吉尔没有把握住全国人民的情绪。他的整个活动远远脱离了人民，选民们也觉察到这一点。1945年克莱门蒂娜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反而工党的领导人在1945年的选举运动中比较明智。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美英苏联盟，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风也与保守党有很大差别。
不过，丘吉尔面对实力的选举所表现出的豁达也让人敬佩。7月26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的《告全国人民书》：“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公布的选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大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予我的不屈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
落选之后，享受休闲
丘吉尔带领英国人赢得了欧战，但他本人却在刚刚取得胜利时输掉了大选，他由首相变成反对党领袖。丘吉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这句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被丘吉尔说出来，多少也反映出了他的无奈和气愤。丘吉尔紧接着又抨击道：“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这是否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人的批评与指责呢？
丢了首相职位后，丘吉尔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受劝告。他宣布，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战胜工党，重主国政。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他说：“工党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丘吉尔最终没能在首相职位上看到日本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夜，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对日本的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不仅摧毁了日本人的战斗意志，也对苏联产生了冲击。
当8月1日议会复会时，丘吉尔在下院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了。他在走进议会时，保守党议员们高喊着“一个快活的好伙伴”来迎接他，但这喊声很快就被人数远远超过保守党的工党议员的胜利欢呼所淹没。这使丘吉尔深感不快。
两天以后，当艾德礼和新任外交大臣贝文准备飞往波茨坦去时，丘吉尔拒绝了艾德礼建议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波茨坦的邀请，而是到契克斯度过了一个沉闷的周末。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搬出后，丘吉尔住进了伦敦市中心的住所——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8号。随后丘吉尔又开始了他最感兴趣的国外旅行。9月初，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以及亚历山大元帅替他配备的两名侍从，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他们住在亚历山大元帅在大战期间用作司令部的一所别墅中，尽情享受休闲时光。
1946年月1月16日，丘吉尔将保守党的领导事务交由艾登代理，自己应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赴美国访问。3月5日，他应邀前往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不过杜鲁门把演说题目称为“和平砥柱”。演说中，丘吉尔主张“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及英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巴黎解放
但是丘吉尔的这番演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争议，因为当时在大西洋两岸，由于刚刚结束“二战”，公众对前盟友苏联的感情仍然是相当友好的，丘吉尔的演说和他所使用的“铁幕”这一名词，引起了轩然大波。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战犯尚在受审之时，丘吉尔就曾公开敦促及早恢复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1945年11月，丘吉尔在伦敦保守党中央理事会开会时说：“在作为艾德礼政府反对党人的那些年代里，有两个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是负责的政治家，为欧洲和美国指明了前途；另一个是设法讨好保守党一般成员的政客，谴责社会党人好似盘旋于我们的基础工业之上的兀鹰，煽动走上令人沮丧的国有化道路。”这是对丘吉尔保守党领袖生涯的最好诠释。当时的工党政府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争使英国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严重削弱了英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的战争支出超过250亿英镑，使国债增加了两倍，长时期地遭受轰炸使整个国家的财富损失了约1/4。与战前相比，英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口贸易严重滑坡。英国的麻烦还不仅如此，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困扰着工党政府，那就是平稳完成使印度实现独立的过渡。工党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本国工业生产增长。他们增加工业投资，对电力、运输、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交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金融集团的杠杆作用扩大贸易出口。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一时期，英美关系发展得很顺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为此，英国与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政府在布鲁塞尔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1949年4月，英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之一，这也是英国在和平年代里所承担的最大的欧洲军事义务。1950年，英国和美国一道参加了对朝鲜的战争；1951年，英国又签订了对日和约。在英国的赞许下，日本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当时印度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穆斯林领导人真纳坚持实行印巴分治，主张成立新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2月，艾德礼领导下的工党内阁决定正视印度社团关于争权的挑战，它宣布英国的统治最迟将于1948年6月结束。丘吉尔立刻表示反对，印度社会教派分化如此深刻，丘吉尔担心英国一旦撤退，多半要发生一场突然的流血冲突，事情后来果真如此。但是此时英国已经无力维持在印度的统治了，即使是在保守党内部也有人反对丘吉尔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