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宠信大臣和珅最是善于借他人力量以充实自己力量，壮大自己的声威。这一计策，在和珅保荐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一事上，收效最大。福康安是大学士、郡王忠勇公傅恒之子，深得乾隆信任，是朝廷中少数几个能与和珅抗衡的劲敌。和珅屡次想要排挤打击福康安，却终未成功，他们之间也因此交恶。
而台湾之乱，则由来已久。大批大陆迁移而来的民众，为求生存和发展，结帮拉派，以求自保。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台湾天地会与雷公会发生纠纷，群体械斗。台湾总兵柴大纪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与官兵交战。激战中，还射死了官兵的一个把总。柴大纪追剿天地会，林爽文即时举旗起义，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彰化县城，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天盟主”的称号发布告示。清军此后多次攻打，又全部被起义军杀退，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军机处向乾隆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乾隆看罢，大为恼火，和珅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使常青得以立功。谁知，常青也是酒囊饭袋，按兵不动，不敢出击，使乾隆迁怒于和珅。
和珅思来想去，想到了福康安。他明白乾隆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也一定想到了福康安，自己何不就保荐他去台湾镇压叛乱。于是，和珅就向乾隆进言：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这一席话果然说中了乾隆的心事，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出征台湾。和珅进而又向乾隆进言，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也会猛增，更加会滋扰地方，造成民众不满之情。
乾隆对和珅的建议一一采纳，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两千人，以及四川兵两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匪众多，地势不熟，实是一场恶仗，再加上增援的大军总共不过六千人，怎能指望平定叛乱。然而，君命难违，只好率军一战。福康安在台湾征战一年有余，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林爽文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台湾之役才宣告结束。
因平定台湾有功，乾隆赐福康安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还是感念和珅功不可没，因大军军饷全赖他一人筹划，于是赐和珅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他人之力来补充自己的实力，常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甚至于意想不到的收益。“借”无时无处不渗透在政治生活中，只不过很多人没意识到而已。一个人一生不善于借助他人的思想、智慧、能力、势力、资金等资源，是不会有多大成就的。
在这则历史故事中，福康安此次大功得来不易，他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而和珅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人的力量。这正是和珅当初举荐福康安时所设想到的：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福康安失败了，也可利用这一机会挫一挫他的锋芒。况且，乾隆知道他与福康安平日不和，如果这一次他能不计前嫌举荐福康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乾隆眼中看到的，是和珅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