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胡亥最得宠爱。公元前２１０年的冬天，秦始皇不甘寂寞，再次巡行天下。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随从，留右丞相冯去疾守咸阳都城，处理朝廷政务。胡亥觉得好玩，非要跟去不可，秦始皇拗不过，只好把他带上。
当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行进到平原的渡口时，秦始皇突然发病。秦始皇总奢望永远活下去，一世、二世、万万世地传流不息，便派方士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可想而知。秦始皇的病日甚一日，觉着自己怕要不行了，便让赵高代为起草玺书（皇帝遗嘱）给正在塞北率兵防御匈奴的公子扶苏，叫他到咸阳主持参与父皇的葬礼。玺书已写好加封，暂放在赵高掌管的行符玺事所，尚未交给使者传送。
不久，秦始皇终于驾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以为皇上死在外边，怕诸公子闹事，天下陡生变乱，便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叫人把秦始皇的棺木载在辒凉车中，由秦始皇生前得幸的宦官陪乘，其他人一律不许靠前，像平时一样给秦始皇送吃送喝。百官奏事如故，宦官从辒凉车中准其奏事。因此，众人中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皇上已不在人世了。
赵高是私生子，父亲因罪被处以宫刑，母亲被没为官奴，与人私通生下赵高，照例也被阉割。因其长得膀大腰圆，臂力过人，又熟知法律，就被秦始皇任命为中车府令，管理宫中车马，并教胡亥学习律令，自此与胡亥非常要好。赵高曾经触犯刑律，秦始皇责成蒙毅处理。按照法律应处以极刑，但秦始皇舍不得，破例赦免了他，赵高又官复原职。蒙毅是在外为将、独当一面的蒙恬之弟，在内廷经常参与要事的谋划。此次事件之后，赵高对蒙氏兄弟恨之入骨，伺机挟嫌报复。
秦始皇一死，赵高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便与胡亥一起密谋，准备假借始皇的命令，杀掉扶苏，立胡亥为太子。但想到不扯上李斯，这事难办，于是赵高去找李斯，对李斯说：皇上赐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还都攥在胡亥手里，现在皇上已死，要定谁是太子，就看你我两人怎么说了。
但李斯并不立即买账，说：你怎么说出亡国丧家的话呢！这不是为人臣的所能说三道四的！
赵高见李斯一本正经，就先给他戴高帽：丞相才能出众，考虑问题周到，劳苦功高，而又没有怨言。接下便挑拨说：但我看你还是哪方面都不能和蒙恬比。你自己琢磨琢磨，皇上长子扶苏是信任你，还是信任蒙恬呢？
李斯也认了，说：我比不了蒙恬。
赵高又进一步说：长子扶苏登上皇帝宝座后，我敢肯定，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最终不过怀揣徒有虚名的通侯之印荣归故里罢了。胡亥为人仁慈宽厚，轻财重士，嘴上不会说，但心里有数，我看秦皇诸子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做皇帝的接班人毫无问题。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早点定夺。
李斯终于被赵高说服了，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样。于是，赵李二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给丞相的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太子，并篡改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信。信中以秦始皇的口气斥责扶苏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屡次上书诽谤皇上；蒙恬失职，不能及时规劝扶苏改邪归正，二人一并赐死。
扶苏接读诏书，内心十分悲痛，泣不成声，欲自杀了事。蒙恬头脑比较清醒，觉得事有蹊跷，劝止扶苏说：陛下派臣蒙恬率三十万人守卫边防，公子您为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如今，只来了一位使者，您就想自杀，怎么能够知道其中没有诈伪？这时，使者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催按圣旨说的办。扶苏为人老实厚道，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还请示什么呢！说完便拔剑自刎了。
使者回去交差，胡亥、李斯、赵高三人听了，为除掉心腹大患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急忙起驾赶回都城咸阳，公开为始皇帝发丧，少子胡亥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赵高中车府令升为郎中令，全权掌管宫中警卫，成为最高决策者的一员。李斯白忙一场，啥也没捞着，仅保住了他的丞相职位。
赵高是近水楼台，就因为他在秦始皇的身边，相好的公子胡亥也在身边，再拉上一个李斯，真是可以先将月亮蒙住，再拥到自己的怀中。赵高从一个管理车马的中车府令到全权掌管宫中警卫的郎中令，并成为最高决策者的一员，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拉拢了左丞相李斯，得到了这个最大的同盟者。要是没有李斯的支持，只怕赵高这策划终是个美梦，最后又变成噩梦。
李斯聪明一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大错特错，究其原因，只在于对高位重权太过于迷恋，千辛万苦得来的相位，舍不得让它有一点点的损失。最后被赵高布下陷阱，逐步逼上死路，终被腰斩于咸阳。
凡事皆以己之利害为准绳，而后国家之急，这是李斯悲剧的根源所在。正如培根在《论自私》中所说的：那种只知自爱却不知爱人的人，最终总是没有好结局。这告诉我们，在一味地谋取权力与前途的路上，不可对官位太过于迷恋，进退之路要看得开，要懂得适可而止，更要有所节制。现代人应该以正直的品德和有所作为的才能，取得上司的信任；如果一味用拍马、逢迎的手段去钻营，即使暂时获取信赖，终不免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