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为日军侵占东北问题派出的国际调查团。这支调查团代表了当时欧美列强的意见，因此曾被中方赋予极大的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高层奉行不抵抗政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列强干涉上。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所以日本才出兵东北。
然而，这只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甚至到奈良喂鹿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
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
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这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不费一枪一弹染指中国东北。
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撤军。
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李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