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萨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趟汤岗子温泉。洗温泉这点儿工夫可不够，您去那儿干吗呢？同车的朋友疑惑地问。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
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的时候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出逃是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由川岛芳子策划的。当时婉容已经受到监视，川岛芳子是汉奸不假，但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其手段你不能不佩服，她以大管家出殡为契机把婉容塞进出殡的队伍，硬是混了出来。
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很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老萨也不知道，但在日本收集到的一张照片，或许可做作个佐证，说明川岛芳子的确在婉容出逃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张照片登载于《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其中的川岛芳子身着男装，只有一个正在向后拱手的背影。下方的日文注解译成中文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右）曾伴同溥仪夫人从天津出逃。在上海事变（即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译者注）中活跃于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48年被枪决。”照片拍摄的地点是“2月上海杨树浦路公大纱厂工人宿舍附近”。
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2月正是两军在蕴藻浜、江湾等地殊死奋战之际。这一个月里，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两易主帅，阵亡了一个联队长林大八少将，还被捉去一个大队长空闲少佐。日军自承伤亡三千多人。从川岛芳子的装束和面对镜头人低头回避露面的样子判断，这是她在此时协助日军进行谍报活动时拍摄的。
淞沪之战虽然双方最终签订的《淞沪协定》颇有些屈辱的条款，但无割地，无赔款，日军并未达到占领上海的目标，反而证明了日本兵也不是铁打的，甚至在战斗中还会出现误剪导火索，把自己的突击队员炸成“军神”的爆弹三勇士事件。
十九路军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总兵力不过东北军的十分之一，人们突然发现，抵抗和不抵抗，区别就是这么大。
不管怎样，溥仪和婉容后来都到了汤岗子，并在那里等待伪满洲国的出台。所以，这地方就算不洗温泉，从怀古的角度似乎也值得一去。
然而，当地朋友最终证明了老萨的无知——汤岗子还在鞍山那嘎达南边呢，快到海城了，要不我们送你去那儿看完了咱直接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回去好了。
原来如此，老萨还以为汤岗子就在沈阳近郊呢。
看到老萨怅然若失，朋友们宽慰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说再来倒不着急，有张照片，麻烦你帮我找当地老人瞅瞅，看是什么地方。
说来话长，我说，在日本找到几张照片，证明有件事儿溥仪可能冤枉了关东军好几十年，咱得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讨回个公道啊。
司机转头看我，眼睛瞪得跟牛似的，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给鬼子兵找回公道。
溥仪和日本人有着怎样的误会呢？
如果看历史记载，会发现溥仪从天津溜到东北，在即位之前，曾经两次入住汤岗子。第一次是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到达东北的同一天；第二次是1932年3月6日，已经是准备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夕了。
溥仪跟日本人的误会，就是第一次在汤岗子的时候结下的。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日本人很不地道，他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不能出门，只能住在宾馆的楼上。他把陪同的日本人上角利一叫来问，对方说是出于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不久，又告诉他汤岗子闹“土匪”，还是出于安全原因让他移驾日本人从1905年就开始控制的旅顺。
在去东北之前，婉容就曾担心那里不安全，而溥仪觉得有那么多日本兵，几十万东北军都被吓跑了，安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几十年后对于关东军拿“土匪”吓唬自己仍然不以为然，把它写成了日军对其威逼利诱的伎俩之一——当时关东军还不确定怎样使用溥仪这张牌，而溥仪非做皇帝不可，连执政都不愿意干，双方正在顶牛呢。
溥仪和日本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可说贯穿伪满政权建立的始终。在电影《末代皇帝》里面曾有一段镜头，描述溥仪访日回来，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郑孝胥被换掉，总理大臣变成了奉系旧将张景惠。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举惹恼了关东军，差点儿将他杀掉。这也是关东军到伪满后期对溥仪控制越发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原因之一。
不过，作为手里没牌的一方，溥仪被日方欺诈的时候更多，比如其妃子谭玉玲的死，护军遭到清洗等，都让他徒呼奈何。所以，他对日本人这些阴谋诡计表现得恨之入骨。
然而，几十年后在日本发现的照片证明，日本人未必是在吓唬溥仪，而是当时汤岗子真的有抗日抵抗部队在活动，而且作战十分积极。这支部队在1931年11月上旬袭击了汤岗子，猝不及防的日军吃了亏，只能退守核心地域，刚才的照片就是被抵抗部队摧毁的汤岗子外围建筑。
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在汤岗子被“限制”起来，显然就不是一个借口问题了，而是被抗日武装堵了门，日本人实在怕他让游击队抓去。
应该说，把溥仪放在楼上不让下来，也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时候溥仪是个要利用的幌子，兵荒马乱之中除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谁来汤岗子旅游，或者有记者来采访。让他在周围散散步，溜达溜达正好廉价地显示“日满亲善”，难道还怕他飞了不成？若是被溥仪看明白关东军连楼上楼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他还能铁了心跟着日本人走吗？
从《满蒙写真大全集》里的记录来看，日本人对这伙“土匪”恨之入骨，随即抽调部队来对之进行清剿，指挥官竟然是一个中将。
负责指挥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老萨在日本《外务省警察档案》中看到义勇军击毙过一个“森将军”，一直琢磨会不会是他，最后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森——被原国家计量研究院鞠抗捷院长亲自拿刀砍了脑袋的森秀树少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当时的兵力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大连为基地，本庄繁中将指挥的关东军本部；从朝鲜越境前来增援，林铳十郎中将指挥的朝鲜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南满洲铁路协定》驻防在日控南满铁路沿线的“南满洲铁道守备队”。森连中将是日军在东北的三巨头之一，他亲自督战汤岗子，可以看出对此事的重视——那当然，要是这支游击队目标是溥仪，日本炮制满洲国的苦心，只怕要翻成画饼。
日军讨伐的作战持续到11月21日，也就是溥仪离开三天以后才告结束，终于没来得及让溥仪看到一个安生的汤岗子。其间多次和“匪”发生战斗，从日军运伤员到沈阳的照片看，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似乎甚强。
不过，这支部队在经过几次战斗后就奇怪地消失了，没有继续和日军在汤岗子纠缠，似乎对泡温泉兴趣不大。这样，森连中将才把兵力专用到昌图、法库等地作战。
这支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打汤岗子呢？这个恐怕就只能推测了。
首先可以排除普通土匪的活动，即便是张作霖时代汤岗子这地方也是他老爷子的别墅所在地，老张本人就是东三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谁敢在他家门口开山立柜呢？而且，这里是和千山、首山、立山同为鞍山境内日本南满铁路四个附属地之一，驻有日军守备队，戒备森严。中国人靠近一点都会被开枪打，所以这一带根本就没土匪。
因此，可以肯定这是抗日武装专门对日军发动攻击而来——抗日武装就是抗日的，既然汤岗子是日本人的附属地，不打你打谁？汤岗子到沈阳不足一百公里，“九一八”事变之后敢在这里和日军开仗，应该说汤岗子的中国抵抗战士个个是条汉子。
在《满蒙事变大写真帖》的相关说明文字中，日方称这支部队为东北军流散在汤岗子以西的残军。东北军从沈阳撤下来的部队都是往南走的，汤岗子在南边，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根据日军恤兵部编制的《荣光》图册中描述，敌人攻入鞍山时东北军好歹还是抵抗了一下，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损失。所以，有部分东北军撤退到汤岗子打游击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带东北军驻军和讲武堂学员主要是步兵，从日军形容这支游击队均为骑兵来看，不大相符。而且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集中锦州，张学良还没有下定彻底退到关内的决心，东北军残部应该向那边靠拢才是，11月份仍然滞留汤岗子的可能性不大。
也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共辽中县委派出朱世超打入地方武装毛长山部，对其改造后，以其连续奇袭海城、汤岗子、千山、首山等处。这支队伍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辽中县委是1932年才成立的，所以，也不可能在1931年对汤岗子发动进攻。
那么，只能是义勇军了。据当地《近代鞍山大事记》记载，11月9日，有四百余义勇军在汤岗子活动，把溥仪堵在屋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杰作。只是，这支部队的具体番号不详。辽南义勇军的主力老北风、项青山正在锦州方面配合黄显声将军“活捉凌印清，枪崩日本兵”，在这一带作战的应该是海城本地的义勇军，他们有可能依靠熟悉地形和日军周旋，而一旦遭到攻击，又可以安然散入民间，令日军摸不着头脑。
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给我来信，说那张照片找到当地老人看过，竟有意外的收获——第一，这地方很可能是往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去的路上一个警察阁子，那个塌了顶的房子原是个炮楼，后来又修好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扒掉。沿着它前面的路一直往里走，就是当地人叫“老毛子馆”的原苏联铁路员工休假宾馆外面一处车场。这地方离溥仪住的对翠阁比较远，隔了一山一湖，除非放大炮，否则溥仪那边应该是听不到的。第二，当地的确有一支义勇军武装打过日本满铁附属地。这个义勇军首领姓张，事变前是个绿林好汉，手下有一帮弟兄，他打的是千山而不是汤岗子，目的倒不仅仅是出气，而是去绑日本人的票。他抓了一个叫山本抑或杉本的日本经理，向日本人勒索了四万金票，然后拿这笔钱买武器改善装备。第二年老北风还在营口山寨了一把这个桥段，绑了个英国人，换来一千支枪，就是有名的“波利绑架案”。这个打千山绑架日本经理的事情，据说还登载在前几年的当地报纸历史版上，不仅仅是传闻。
要真是这位张大侠骚扰了汤岗子但面对日军守备知难而退，那他实在要太郁闷了。试想，反正是绑票，要是一咬牙打进去，把溥仪抓住，那能换多少条枪啊！
老张估计也得喊冤——我怎么知道那个澡堂子里能藏着一个皇帝呢？！
历史，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中行进。
在写完此文的时候，忽然再次接到沈阳来的邮件，告诉我那个可能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确有其人，此人大号张文良，虽然和张学良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张文良，字志斌，海城县老虎屯人。本是当地小学教员，因受欺压拉了杆子，报号“绿林好”，抗战爆发后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率部参加了义勇军，活动在鞍山郊区。1931年冬季，他率部突袭千山旧堡，将福源海株式会社日本经理山本治福绑架作“人质”，向日方索要赎金，驻鞍山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连续追缴，出动大批军警试图夺回人质都没能成功，最后不得不通过当地官绅谈判，付出4万日元，将肉票赎回。“绿林好”用这笔钱买进大批弹药，改善装备继续和日军作战，所部加入辽南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这是记录在鞍山大事记里面的事情，不是传说。
外篇（四） 傀儡王的伪满建国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典礼在长春举行，象征着伪满洲国的出台。为了粉饰太平，日本关东军安排下，伪满各地纷纷施放烟火，游行庆祝。然而，游行的队伍除了军警之外，就是在压力下被组织上街的学生、商人等，普通百姓关门闭户，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反抗。于是，连日本方面的杂志上，也不得不在伪满建国游行的照片标注中感叹——参加游行的队伍显得冷冷清清。
这些人虽然出来游行，心中对日本人的态度却大多十分抵触。李顿调查团到伪满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曾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结果，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乘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向调查团表态：别看那请愿书，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人可以出错，按说，标语不该出错了吧。然而，就在策动伪满建国的时刻，连标语都和日本人开了个国际玩笑——关东军为了“庆祝满洲国成立”，在沈阳城头所挂标语，“满蒙独立”的“蒙”字却无端掉了下来，并被日本记者拍摄，留在了《一亿人的昭和史》中。这对做事细致的日本人来说，恐怕是一个极罕见的失误。
为何专门掉了一个“蒙”字呢？萨推测，这或许是上帝的一个黑色幽默，告诉世人伪满洲国是蒙不了人的。
实际上伪满洲国的确是蒙不了人的。尽管日方进行了各种粉饰，但无法掩饰的是，日方官员和军人公开占据着“满洲国”的各个实权部门，并通过规章确定了其主宰地位。“满洲国”，其傀儡的性质，是直接写进了白纸黑字的文件中的。
即便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难逃傀儡的命运。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看守下，这位“笼中天子”被闭锁在长春东南一隅伪满皇宫的高高围墙之内，并无行动自由，其活动大多仅限于勤民楼、辑熙楼和同德殿这三座楼房。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方面的记载中，溥仪这个伪满皇帝，竟然也有“抗日”行为。原来，溥仪尽管是关东军扶植的傀儡，但曾经满腹复兴大清王朝思想的他也曾想过摆脱关东军控制，加强其在伪满洲国的发言权。如同很多朝代傀儡皇帝的计谋一样，溥仪也策划采用驱虎吞狼的方式，引发日方内部斗争从中取利。对此，日方其实也有警惕。作为陆军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天然的对手，那就是日本海军。日本的政界无法制约军界，军界一直是陆海军争斗的局面。因此，为了避免在伪满出现海陆军矛盾，关东军从最初就很小心防止海军进入伪满系统。尽管日方可以为汪精卫政权建立一支海军，却一直不肯为伪满洲国建立“帝国海军”，而将其水上力量整合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江上军”，意为隶属陆军的江防部队。如此，伪满根本不具备利用这个矛盾做大的可能。然而，溥仪的聪明让日本人也颇为吃惊，他在日本寻找的支持者是关东军真正十分忌惮的——溥仪极力拉拢日本皇室，与日本皇太后建立良好的关系，试图通过日本皇室压迫关东军让步。这种活动在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前后达到高潮。
不过，由于关东军是日本军队中最著名的“下克上”部队，东北又是其最重要的禁脔，而日本皇室对溥仪的好感并没有达到牺牲陆军利益的地步，所以，溥仪的挣扎最终陷入无效，其得力助手郑孝胥被病死，亲信凌升等被杀，溥仪自己也差一点被关东军换马。溥仪后期对日本人几乎变态的畏惧，大约就源于这次不成功的努力。
这种说法是日本人的一家之言，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依据，但未必可靠。可是，当我们看溥仪在建立伪满前后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伪满时代，溥仪几乎没有笑的照片。
而此前，溥仪的照片大多表情轻松，甚至还颇有一些和皇后婉容的私密照。
这个伪满洲国皇帝，当的舒服吗？这样的对比，让人忍不住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