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和衷共济，优势互补。自己做不到的事，朋友可以做到。用人就好比借梯，借别人之长为梯，帮助实现自己向上攀登的目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吾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智者、勇者、贪者、愚者
商业活动千头万绪，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合适人才承担。在挑选人员时，注重的应是其能力能否胜任该项工作，而不是与此无关的其他什么标准。用人的目的是“成事”，用后能“成事”就是用得其人。因此，能力或者说“才”应当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传统，往往太强调“德”，有时还过于看重资历、背景、学历、对上级的服从等，其结果常常使平庸之辈占据要津，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而一些才能之士却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而得不到重用，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由压抑而生怨气，怨气生而离心离德。如果实行了这样的用人政策，商业活动的前景必然衰败。
事实上，德才兼备的人才自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而事情往往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有才之人未必尽德，有法之人未必有事。如果求全责备，就会选不到人才，事业也会因人才的匮乏而停滞。
况且，每个人的天资、秉性、爱好和特长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兵书将人分为“智者”、“勇者”、“贪者”、“愚者”四类。四种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智者”追求建功立业；“勇者”向往实现凌云壮志；“贪者”谋求利禄；“愚者”不顾牺牲。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在生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关键是能否驾驭他们为己所用。
才德不可兼具，行事特点又各不同，就需要“因其至情而用之”。《施氏七书讲义》中说：“在人虽有不同之材，而在我则有因任之要。彼之智足以谋，吾则与之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彼之勇足以制敌，吾则使之应敌，彼既得以鼓其勇，岂不足以行其志乎？彼惟贪也，吾因而诱之以利，则彼必邀趋其利。彼惟愚也，吾因而用之以诚，则彼必不顾其死。”
胡雪岩在其商事活动中，四种人才皆常兼用。胡雪岩也深谙各种人才的脾性特点，适时地加以引导利用。
如果就胡雪岩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来讲，胡雪岩最为欠缺的就是“智”，也就是知高远、断正误的能力。也许有人会说，胡雪岩那么精明一个人，怎么会缺乏“智”？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是“方以智、圆而神”中的“方智”。胡雪岩的精明能干，证明了他在“圆而神”方面有着过人的发挥，如果说他有智，也至多是“圆智”。圆智至多是处世的方法技巧，而不是对世事原则的广泛全面的认识。因为他是学徒出身，自小为生计而奔波，少有学习的机会，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和层面也不深，所以他虽能体人情、重义气，但对规范的学识却一窍不通。不说与经世致用无关的纯粹学识了，就连与商业活动关联较紧的知识，比如官场制度、外文常识、西洋各国的基本概况，他都所知甚少。这种知识之“知”（即“智”，即“方智”）的欠缺，就影响了他的商业活动范围。
不过胡雪岩自知其不知，所以能尽力利用各种人才，以弥补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当代企业家牟其中的一些做法，与他颇为类似。牟其中深知自己学识范围有限，但是他能够广交朋友，搞商业的朋友，搞金融的朋友，搞教育的朋友，搞经济的朋友，搞军事的朋友，甚至专业到搞飞机、搞导弹的朋友，他都交。按照牟其中的说法，我自己虽然没有学到这些专业，但我交了学这些专业的朋友，我自己也就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不必我自己去学，只需依靠我的这些朋友，我就可以在这些领域纵横驰聘。如此说来，有了这些朋友牟其中自己也就成了金融专家、教育专家、经济专家、飞机专家、导弹专家、桥梁专家、道理专家……正是假借各种专业方面的优势，牟其中才能用三年时间坐下来谈判，和化工、铁路、商贸、外交、军事诸方面人才打交道，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跨国易货，用中国的日用工业品，换回了俄罗斯的大型客机。
胡雪岩以一个学徒的出身，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对各方面知识的需要自然十分强烈。比如，做丝生意，需要有人懂得丝蚕的养护、收购、仓储等知识；要和洋人打交道，需要懂外交，懂外国规矩；要和官府打交道，需要深谙官场制度，礼仪用语。同是一纸官文，胡雪岩只能读出字面事情，换个人就可以读出轻重缓急，前后的差别足以影响一桩大宗生意。
所以胡雪岩和古应春一见如故。古应春是汇丰洋行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早期代理。在洋场混久了，对外国典章制度、工业农业等方面了如指掌，对于外国人的经商方式、行为特点也都熟透。胡雪岩能得此人之助，和洋人打交道就不至于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了。胡雪岩自己不知道的事，古应春知道。借洋款时，多少钱的利息，什么时间还，以何种方式还，通过古应春，都可有个大致不差的判断。所以洋人就不大可能提出过于悬殊的条件，胡雪岩也不至于蒙着头吃亏。西洋诸国的国内生产情况变化，古应春有足够多的朋友，足够多的渠道，及时了解到各国经济起伏。有了这层了解，在西洋人硬撑着不收蚕茧时，胡雪岩已事先知道，西洋各国这一两年受灾，本土的蚕丝供应大减，除非他们自己愿意丝织厂关闭，否则他们必须接受胡雪岩这方面的条件，按胡雪岩开的价收购茧丝。正是由于胡雪岩有了古应春这样的好帮手，才能垄断中国上海洋场的丝业贸易长达二十几年而不衰。
在与何桂清打交道时，胡雪岩就发现，自己对官场上的事，仅至府县，省里的事能猜出几分，至于京官的各种缺分，他就茫然无知了。不知道京官的品秩就无法参与出谋献策，更不用讲借此谋取厚利了。有过这种抱憾的经历，胡雪岩就格外着意接近各种人物。比如饱读诗书的嵇鹤龄、宫中行走的小军机徐用仪、户部尚书的弟弟宝森等。和他们交往，胡雪岩了解了不少官场知识。这些官场知识，既包括死的知识，比如，官阶排列顺序，见面必守的规矩；也包括活的知识，比如，礼当某官执首而宫中实宠某人，由于各官性情不同而宫中有所调整等。对胡雪岩来说，需要的就是这些零碎的官场知识。左宗棠平定西北叛乱后调入军机处，曾商议再借洋款。时逢东宫太后崩，按规矩要停议。但是胡雪岩事先已经从徐用仪那里了解到，此次东宫仙逝，实属西宫下的毒手。既然如此，表面上的礼节固然要考虑到，稍有越矩之事也不会过于深究。这样看来，借款之事倒不必因为这个意外而停下来。况且，左宗棠收复西北，威震海内外，朝廷正不知以何作为酬谢，稍有擅专，自然也不至于引起龙颜不悦。有了这些了解，胡雪岩也就没有任何负担，一心一意地去办借款了。
至于解读官书，胡雪岩更是外行。而且分析官场荣衰，目的是要帮助自己下定做各种生意的决心。事属隐秘，就不便聘个文书帮忙。所以胡雪岩培养了几个亲密至好。一个是浙江道台德馨，一个是古应春，一个是尤七姐。有了内圈人物，而且是懂规矩、善揣测的内场人物，胡雪岩就很少失误，把他苦心经营所做成的官势、商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洋人帮助小刀会，引起两江督抚的震怒，胡雪岩提早得到消息，知道督抚联名上折，要朝廷关闭丝茶市场，惩戒洋人。消息知道得早，而且是从秘密渠道揣摸而得，就显得既准确又鲜为人知。凭着这一判断，胡雪岩第一次放胆屯丝，扳价不卖，直到洋人出高价求售，获利甚丰。胡雪岩通过这些朋友，把官场的消息化成了商场的利润，颇和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亲眷利用政策，在股市债券上买空卖空，牟取暴利类似。不过胡是凭朋友、凭本事，后者却是凭地位、凭后台。后来在胡雪岩生意失败，钱庄生意崩溃时，凭着尤七姐对官文的分析，胡雪岩知道事情尚有转机，所以才能有条不紊地着手收拾残局，为时人称道：“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我们不便假定在没有正确分析官方态度时胡雪岩可能的处理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有了预先估计，胡雪岩的行为更从容了。
在现代生活中，知识的掌握和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常常不能两全。这不光是机遇问题，还因为人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两个方面专精就已经很不错了。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分工。既要有拥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又需要有调度各种专业人员使之得到合理利用的管理者。若按类型分，胡雪岩属于后者。
用古应春等，是用其智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而结交尤五、魏师爷、俞武松、跷脚长根等江湖之人，则是用其“勇”。
勇毅之人，多讲求一个“义”字。所以使用这样的人才，需要鼓起他们的侠义之心，让他们自己觉得事情非如此办不可。
在使用智谋之人时，胡雪岩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听话。凡有智有谋之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的语言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趣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话题投机而成至交。
勇毅之人则更需要氛围。比如，对于尤五，胡雪岩想搬动他去和沙船帮讲和，以邀沙船帮出人护送粮米到杭州。这时单纯讲道理，恐怕并不能促使尤五下定决心。毕竟，和自己的对头讲和，是一件面上无光的事。但是，身负重担的胡雪岩在尤五面前屈膝一跪，情势就大为不同了。于公，整整一个杭州城的老百姓在盼着这救命粮，早一日运去粮食，就有可能多救活一人；于私，胡雪岩若以爷叔之尊向后生行大礼，事非危难决不至于如此。既然如此了，也见得人命关天，诚心天鉴。于情于理，尤五都没有了退路，只能应下这事，把面子抛开不提，非把事情办好不可。
好多时候，对于江湖之人，并不需要多发一言，情势只要明摆在那里，且无私心掺杂，江湖人感其诚，则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魏师爷一听说胡雪岩运送军火有了困难，本来自己已经陷了进去，却爽快地答应自己退出抢劫军火的计划，并且愿意冒着几十年难兄难弟反目的危险，把这个忙帮到底。为什么？为的就是胡雪岩够朋友。这批军火生意做下来，替朋友们赚脚费的考虑多，替自己赢大利的考虑少。人家已经明摆着替兄弟们考虑了，自己当然不便只为分杯羹，去参与劫持。
胡雪岩的“因人致用”术不仅表现在对不同性格的人加以区别使用上，而且敢用有缺点之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