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喜欢读《致爱蒂卡斯的信》。这不仅因它含有大量关于历史和西塞罗时代的事件的知识，而且也能从发现他所特有的幽默中得到满足。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有一种特殊的好奇感，总想了解他们关于灵与肉的见解。从他们那些问鼎世界的力作中，我们的确可以判断他们的天才。但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性格，也不是他们本身。我曾经为布鲁图那部关于美德的书未能传世感到惋惜。不然的话，能从精于此道的人那里汲取知识该多好呵！但是，论道不等于论道者。倘我能在普鲁塔克的书中遇到布鲁图，那就如同我拜读布鲁图的书一样。我更愿意听布鲁图和他的朋友私下交谈的对话。倘我能选择的话，我愿意听布鲁图在战争前夜，与其亲密战友聚在营帐里随意畅谈的内容，而不愿聆听他在次日对部下所作的演讲。同样，我更想知道他在书房或卧室里的所作所为，而不屑于了解他在罗马广场或元老院前做了些什么。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公众的看法，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当然，这不包括他的学识在内。他是一个好公民，天性容易相处（像他这种刚毅而又乐观的人都如此）。但他也确有许多弱点，虚荣心很强。他自以为他的诗够得上发表的水平，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谅解他的这种行为。诗文水平低，这本算不上严重的失败，但问题在于他拒不承认那些与其客观不相符合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他判断上的失误。至于说他的雄辩才能，确是非同一般。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尚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西塞罗的儿子小西塞罗（他沿用了他父亲的名字）在亚洲指挥作战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几个陌生人来拜访他，卡斯蒂马斯也在其中。正像人们在权贵面前经常做的那样，卡斯蒂马斯坐在桌子的末端。小西塞罗从仆人那儿知道了卡斯蒂马斯的名字，但他心不在焉，很快就忘记了。于是，他又向仆人询问；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使仆人苦不堪言。为使小西塞罗不致再忘记此人，仆人对他讲了一件逸事。仆人说：“那个人就是卡斯蒂马斯，曾经有人对你讲起过他。他对你父亲的雄辩才能颇不以为然，认为他自己要高明得多。”小西塞罗顿时勃然大怒，命人把卡斯蒂马斯推到他面前，处以鞭刑的惩罚。他可真是一个不客气的主人！
西塞罗的雄辩才能是无可匹敌的，即使那些生性挑剔的人也是这样看的。不过，还是有些人找到了他的某些毛病。他的朋友、赫赫有名的布鲁图就是一个。布鲁图认为，西塞罗的论辩不够连贯且又缺乏阳刚之气。其他一些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演讲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他们认为，西塞罗在段落的尾部过分强调韵律，特别是他经常把重点放在“可能如此”这句话上。就我本人来说，我倒赞同在诗律中应以韵律戛然而止，西塞罗有时还把各种节奏混杂在一起，虽然这并不常见。下面这个例子就使我惊讶不已，“就我而论，我宁愿有一个短促的老年，也不愿在我尚未进入老年期就老了”。
历史学家为我提供了便利，他们都是一些宽宏大度而又妙趣横生的人。就总体而言，我更多的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完整生动地了解他们。我发现，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那些迥然相异的内在气质已被和盘端出，这些气质就形成了他们各自的风格（当然，还有那些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意外变故）。我尤为欣赏那些有感而发的作家，因为他们更注重事物的动机而非事件本身，更重视事物的内在因素而非外在因素，这或许是普鲁塔克更令我倾倒的缘由，我们本当有一打第欧根尼·拉尔修，但即使他本人的著作也没有多少销路，更谈不上能为读者很好的理解。我对此深表遗憾，我渴望了解那些先哲大师的生活和命运，至少不亚于试图洞悉他们的沉思和学说。
在研究历史方面，人们必须涉猎有关作者的全部著述。无论是年代久远的还是新近发表的，也无论是本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研究所得，这样才能从中学到各种东西。恺撒的作品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渊博的史学知识，毋宁说因为他自身的特点：他较之任何人都更为杰出和完美，这甚至也包括萨卢斯特。我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我是怀着更多的敬仰和尊崇之情拜读的，这也超过了我对其他人文著作的敬意。这种情感，时而来自对于他和他那种不可思议的伟大之沉思；时而来自对于他那无法仿效的优美而纯正的语言之惊叹。仅此而言，他就远在其他史学家之上。难怪西塞罗也说，恺撒甚至也在西塞罗本人之上。恺撒为人坦诚，即使在谈论他的宿敌时亦如此。当然，也有人曲解说，那不过是恺撒极力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野心的手段罢了。姑且抛开这一因素不论，我认为，倘若人们有理由责备他的话，那就是他过少地谈论自己。因为除非他所做的远远多于他所谈及的，否则，实现他的如此伟大的业绩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欣赏的第一流史学家就在于他们的质朴。所谓质朴，就是指不附加任何个人主观色彩。他们只是审慎地收集每一细节，不加筛选地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以使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明辨是非。例如，傅华萨就是这样一位好学者。他以坦诚质朴的态度从事他的事业。他闻过则喜，有错必纠。甚至还记录下许多流行的传闻以及对大事件的各种评论。这些都是历史素材，即未经过人工雕琢的原始材料。借助于理性的力量，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好处。
诚然，杰出的史学家有能力选择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事件。他们能够甄别材料的真伪，能够根据君王的性格和气质来推断他们的动机，给予他们恰当的评论。他们有权获得这样一种权威，即他们能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结论。只是能享有这种权威的人寥寥无几。
大多数人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他们往往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他们喜好越俎代庖，仅仅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常以自己的观念来演绎历史。他们一旦从某个角度作出判断，就竭力避开其他角度来叙述历史。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辞藻。他们甚至还经常隐匿某些史料，尤其是那些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消息的机密材料。无论他们怎样解释，仅仅归结为疏漏是说不过去的。更有甚者，他们有时竟略去某一事件，因为他们不能用好的拉丁文和法文去加以撰写。他们只是凭借无耻来显示他们的雄辩、他们的论据以及他们由自己的方法所作出的判断。与其如此，他们倒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他们之后也能作出我们的判断。他们不应该随意选择或删改历史素材中的任何优质内容，应该把它们原原本本地交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一览无余。
这种人大多是一些植物史学家，在今天，这一领域已为这些庸人所充塞。他们的唯一资格是精通一门语言——好像我们想请他们来教授语法！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雇佣他们的目的原本如此。他们除了兜售空话（这已成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制作华而不实的拼盘，即把那些走街串巷搜集来的各类传闻附以华丽的辞藻。
可靠的历史是由这样一种人撰写的，他们或者是在历史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人，或者是参与引导历史事件的人，或者至少具有带领志同道合者的出色才能的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写下的历史几乎都是可信的。因为当几个目击者编写同样的事件时（在那个时代，往往要把名声显赫和才学渊博结合起来），即使有错误，肯定也是关于某一不重要事件的微不足道的出入。让一个医生来撰写战争史抑或让一个学者来处置君主事务，我们能指望得到什么呢？我们应该观察罗马人是如何审慎处理史学问题的。这里只需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波利奥发现《恺撒自传》中有一处错误，到底是恺撒无法亲自严密控制军队，因而相信那些向他提供不实情报的人呢？还是他不能及时从副手那里获悉，当他不在时，那些人做了些什么？人们还能从下面这件事中领悟到，探究真理是一件何等细致入微的事情。在战场上，当一个人无法相信自己的上司，或者无法信任那些不在自己身边的士兵时，他应当本着公正而客观的态度，在对需要证实的每一事件的细节作出判断前，先请教一下目击者，了解一下客观情况。所有这些，博丹都做到了，他和我的思想方式非常接近。
我的记忆力差得惊人，而且，我所忘记的东西甚至超过我所记住的东西。我在若干年前仔细拜读过的某些书（还做了详尽的笔记），竟以为是自己从未读过的新作。为了能稍稍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缺陷，一段时间来，我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在那些业已读过而又无意再读的书尾做上记号，诸如阅毕日期、形成的总的看法等。这就能提醒我记住，我在读书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些关于作者性格和印象的想法，这里不妨择其一二。
大约十年前，我在我的《圭恰尔迪尼》中写道：圭恰尔迪尼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历史学家。我认为，人们能从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中学到真理，而且就像从其他人那儿学一样准确。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他本人就是一名演员，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从不以自己的情感，诸如他的喜怒、憎爱和虚荣等来掩饰什么，这已为他对待那些大人物的坦率直言的态度所证实。他甚至对教皇克雷芒七世和那些曾提携和雇佣他的人也是如此。至于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我是指他所作的某些发挥和他的某些演讲），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色的修饰，但他过于偏好此道，试图把什么都说尽，未免有些画蛇添足，甚至超出主题范围。他的这一弱点，使人感到有某种拖泥带水的迂腐味道。他关于性格、行为、动机和计划方面的说法引起我的注意。他从不曾把任何东西归因于美德、宗教或良知，就好像这些因素已经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而一种行为无论怎样可贵概由其自身决定，他追溯的只是谬误的动机或成功的契机。但是，我们无法设想，在他所认定的无限多样的行为中，竟无一是为理性动机所激励的。腐败之风不可能给人以如此普遍的影响，好像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侵袭。为此，我窃以为他有某种不道德的气味，或许他正是那种以己之心来度他人的人。
我在我的《菲利浦·德·康米尼斯》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你会发现，作者的语言流畅而宜人，质朴而无华；其明晰的表达使作者的善良信仰跃然纸上：谈论自己，他摆脱了虚荣；谈论他人，他摆脱了偏见和敌意。他的谈吐和训导迸发出最忠诚的热情，与其说是对罕见天才的敬重，毋宁说是对真理的崇敬，他处处表现出名门出身的某种威严，兼有受到伟大事业陶冶的人所具有的庄重。
我在《忆贝莱先生》中作了如下札记：读一读那些从自己的经历中有所悟的人所写的东西是一件乐事。但不可否认，从贝莱和马丁这两个大人物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实与自由这个昔日史学的光荣正在丧失，正如我还能回忆起的圣·路易的亲密朋友儒安维尔、查理曼的总理大臣爱金哈特山和菲利浦·德·康·米尼斯。贝莱和马丁的著作与其称为历史，倒不如说是向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请求讨伐查理五世的战斗檄文。我诚然相信，他们不曾伪造任何事实，但他们确实曲解了某些事件，并且他们的意见往往与理性相左。他们这样做，或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或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其主子感到尴尬的生平往事。例如有关蒙英朗西公爵和德·布若思的有失体统的证据被他们一笔略去，而涉及法兰西皇后（弗兰西斯一世的夫人）时，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披露。
隐匿之事可以秘而不宣，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大白于天下的且又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仍然保持沉默，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概而言之，倘要完整地了解弗兰西斯一世，完整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我窃以为，人们必须读些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人物传记中堪称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这两位先生所参与的战事的详尽记载，有关他们秘密谈话的某些记录，有关他们的继承人行为的描写，有关为圭恰尔迪尼所记录下的阴谋和谈判的资料。这里确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且又有很具权威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