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1958年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从1959年起，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决定从1960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企业，精简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使国民经济得以复苏。
一、“大跃进”运动的动因
人们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这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
“大跃进”虽然发生在1958年，但“大跃进”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道“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须说，这里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就是美国。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在1956年8月30日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有义务把国家建设起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还这样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他还分析说，中国现在钢的年产量是四百万吨，相当于美国六十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中国比美国落后了六十年。他表示：“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1955年下半年，通过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我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应当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是如此。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说：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但党内党外右倾保守思想仍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这些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无须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初起，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作了压缩，形成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表现出过不高兴。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二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匈牙利事件的处理上。
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不久，整风转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风和反右上。
反右派运动是1957年5月内部作准备，6月正式发动对右派的反击。至这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反右派运动当时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过今天看来，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当年划了50多万右派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其进行摘帽改正，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错划的。不但如此，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运动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展，物质基础不牢固。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原本也是对的，但问题出在用什么方式发展经济上。这时，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仍是低速度，慢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就会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于是，毛泽东将反冒进与所谓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 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为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提供了借口。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这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发展也比较好，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本来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并公开表露出对此前进行的反冒进的不满情绪。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谓“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12年以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以北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因为纲要共四十条，故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从此之后，毛泽东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公开批评。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这一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兴致很高，实际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角。在会上毛泽东一再讲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话。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来，一直是以苏联为首的。笔者认为，这番话表明，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有些看不起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当然清楚，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还必须在短期内把经济搞上去，这样说话才有底气。当时，人们是把钢铁产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标准的。所以，能否赶超英美，关键是看钢铁产量能否上去。在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告诉毛泽东，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将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对此既感到鼓舞，又感到压力，认为中国也应急起直追，并有所表示。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表示：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
当然，毛泽东这个表态，也并非没有根据。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中国这时的钢产量约500万吨，按每5年翻一番计算，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15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1958年喊得十分响亮的“超英赶美”口号由此而来。
二、“大跃进”的发动与初步纠“左”
自从“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来后，毛泽东认为，目前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还没有克服，仍存在少慢差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又是受了此前反冒进的影响。于是，他多次对反冒进作了严厉的批评，并且批评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
185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来到了广西南宁，在这里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他又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还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