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有着多种主观和客观因素。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等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成为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26年，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他接受毛泽东聘请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北平等多所大学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工作，发表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该书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5月，回到北平。12月，经刘少奇介绍，由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为历史证明人，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从事党的理论研究，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李达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泽东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8月24日在武汉去世,终年76岁。
（二）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出身于湖北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五四运动后，李汉俊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发起人之一。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说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任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李达等组织筹划中共一大。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他的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召开，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在会议上，他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据张国焘回忆，李汉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经常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实际上脱离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召开前夕，李汉俊曾向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李汉俊没有参加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仍推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直至1924年，党中央鉴于他主动脱党，正式将其正式开除。据蔡和森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1925年，李汉俊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他虽然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身份，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当晚被枪决。1952年8月，毛泽东为其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五、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代表性人物：刘仁静和包惠僧
（一）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出身在湖北应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先后到武昌博文书院高等科和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就读。1917年，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为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刘仁静用心思考，拿起笔写文章，为斗争争理。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夜接养初（刘仁静——引者注）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亟录之，以塞《学生》篇幅。”刘仁静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刘仁静晚年曾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最年轻的会议代表。
在中共一大上，刘仁静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维经斯基做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刘仁静主张武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公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等4条原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他的这些主张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并被写入了大会文件。中共一大后，刘仁静奉命留在上海协助李达工作，主要是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1922年11月，他与陈独秀等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介绍了在青年学生中工作开展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情况。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刘仁静赞同共产国际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同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26年，受党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会了俄语，同时开始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据刘仁静回忆：“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联学习结束在回国途中，突然转道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国后，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活动，成立托派组织“十月社” ，并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29年被开除出党。为生活所迫，刘仁静先后在国民党的《民主与统一》等报刊当主笔。《民主与统一》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他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直至退休。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因车祸在北京去世，时年85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代表。
（二）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出身在湖北黄冈一个农民家庭。 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召开前夕，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惠僧前往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惠僧留在广州工作。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来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出席会议，并由包惠僧负责向他汇报会议情况。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界周刊》。从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回到上海，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自述了脱党经过：“我约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待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30年，他恢复国民党党籍，1931年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1944年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9年，包惠僧举家迁往澳门。9月上旬，他下定决心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表明自己想留在大陆的愿望：“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引者注)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最初，他说：“我除了学习以外，什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1957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成《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时年85岁。
六、叛党投敌的代表性人物：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一）陈公博
陈公博(1890～1946)，原籍福建上杭，出身于广东南海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美。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山、谭植棠一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作为广州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第六次大会召开之时，遭到法国巡捕搜查和盘问，当夜他所住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情杀”案，陈公博受到惊吓，第二天便携妻子返回了广州，没有参加在南湖举行的会议。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位没有参加全程会议的代表。他回到广州后，公开支持陈炯明叛乱，他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代表。1923年陈公博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他遂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5年，陈公博毕业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结识了廖仲恺，为廖所器重，从此官运亨通。他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和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廖仲恺被刺杀后，陈公博又为汪精卫看重。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