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委迅速开展了“肃清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把在分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方面不积极或持有不同主张的现象看作“地主富农思想上在党内欺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把存在这些问题的人作为地主富农加以清除，至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而这个反对富农的斗争又与当时兴起的反“AB团”斗争纠缠在一起。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说：AB团在“这些地方的破获大都从富农斗争破获的”，“而且AB团改组派多为富农与小商人”，“破获这些反动组织大多数为富农，要肃清这些反动组织也只有加紧反地主富农斗争。”这种认识，随着反“AB团”斗争的进行，越来越强烈。10月14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近来赣西南党全盘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1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在一封指示信中，也认为赣西南“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认定右倾、富农和“AB团”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是赣西南苏区反“AB团”运动狂热发生的重要原因。
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为标志，它完全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推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把反对右倾、反对立三路线和否定六届三中全会作为主要手段，据此反复指示各个苏区彻底实行转变。193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赣东北特委的信中，反复强调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反对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党内富农路线”；3月，指示中共湘鄂西特委：“反富农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紧，党内的富农分子要立刻开除出党，政权中红军中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要从斗争中将他们洗刷出（去）”； 5月6日，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有系统的将一切不良分子如富农旧官僚等从党中清洗出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5月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其中罗列了苏区存在的严重的右倾问题：“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右倾消极的现象，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强调“一刻不可忘记的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并把这些工作提到非常高的程度：“各级党部对此工作执行得迟缓或松懈的，便是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坚决，上级党部及党员间应执行自我批评的检举。”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把立三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
中共中央这一系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的指示，震撼全党，深刻地影响了党的各项工作，也对苏区肃反错误的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推行这些“左”倾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大量采取组织手段，改换领导人。向中央苏区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向鄂豫皖派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湘鄂西派遣了夏曦，曾洪易作为中共中央驻赣东北代表，林瑞笙、陈佑生、郭潜等组成代表团到湘鄂赣，以取代被认为执行立三路线、而对四中全会路线贯彻不力的领导人。比如1930年11月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的曾中生，颇有能力，徐向前回忆说：“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但因他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的而撤换。邓中夏是1930年立三路线盛行时期奉派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中，指示“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中夏同志必须立即离开二军团”。红三军前委据此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撤销了他的职务。1935年7月，朱理治、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排挤开辟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
而这些派遣到各个苏区的领导人，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们根本否定以前的工作，把苏区党、政府和各个团体的人员构成描绘得一团糟，认定存在大量反革命分子，决定大规模进行肃反。
张国焘一到鄂豫皖根据地，就认为该苏区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因此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根据他的这种认识，1931年6月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以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把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加紧肃反；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等列为苏区党、政、军的重大任务。其后，对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等领导机关的“改造”、对原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打击乃至“肃反”，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夏曦在湘鄂西的做法和张国焘同出一辙。1931年3月他到达洪湖苏区后，也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号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在政权工作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工作，“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湘鄂西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路线”。1932年1月，在夏曦主持下召开的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过去湘鄂西的工作，“错误在于执行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没有深入”，“立三路线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实质，还远远没有肃清”。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从今以后，必须无情的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执行”。
1931年7月20日，曾洪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赣东北。22日，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共赣东北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称：“赣东北方面，正因为执行国际路线的不坚决，党和苏维埃工作没有彻底的转变，所以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亦没有获得很大的发展。”他全盘否定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说苏维埃工作中存在很浓厚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许多俘虏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很快的入了党，担负了相当重要的工作；富农和投机分子钻入党的领导机关，等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改造党的问题已成为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赣）东北党应该从今天起，动员全党积极做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目前对于苏维埃必须来一个彻底的改造”；要“加紧反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的斗争”。赣东北的错误肃反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发生的。
1931年２月４日，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完全接受第三次“左”倾路线，并派专人到闽西苏区贯彻。２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强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所以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把肃反列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切实进行肃反的工作，根本转变过去肃委组织和工作”。闽西“肃社党”的狂潮在这次会议后急剧兴起。
1935年陕北的“肃反”，也是在完全否定刘志丹等领导的基础上发生的。当时领导西北根据地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对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提出许多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陕甘边和红26军的工作非常不满。认为：“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陕北党，要进行空前的肃反斗争”。于是，派朱理治、聂洪钧等前往陕北肃反（朱理治回忆说：“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
经过中共中央的反复强调和“左”倾领导人的强力推行，在全党形成了浓厚的“左”倾氛围。充满“左”倾意识的领导人把贯彻“左”倾路线不力者，对他们的“左”倾决定提出不同意见者，把他们不合意者，把工作中的争论，思想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他们指导错误造成的失利，甚至生活作风问题、营私舞弊分子，都上纲为政治问题，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联系起来；把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者、知识分子等都视为改组派、“AB团”、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等，作为清洗的对象。这就是实际上不存在“AB团”、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等反革命团体，但在肃反中大量发现并被肃掉的原因，也是肃反发生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
并且“左”倾路线的高压，对许多人形成很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路线，甚至产生倘不积极追随和执行“左”倾路线，则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出问题的意识。“左”倾路线的强力推行，为肃反错误的发生、发展、扩大、蔓延提供了雄厚的土壤与条件。
四、中共中央的推动、督促是肃反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土地革命时期的肃反是在严密组织体系下进行的，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行为。中共中央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所以它的决策和指示，对肃反错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中共中央在对肃反错误的纠正和遏制方面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强调和督促开展肃反工作。针对赣西南党内发现大量“AB团”的情况，193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肃反工作决议案》，部署反“AB团”的斗争。其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了“肃反”工作。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明确规定“实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政策”，“肃清富农的一切反动影响和领导。”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苏区对肃清地主残余与反富农的斗争，要坚决的进行，对AB团，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等等反革命，要给以无情的打击，要逮捕其领袖与根本禁止其组织存在。”并规定：“各苏区应在红五月的每个纪念日特别加紧肃反的工作，尤其是五一与五卅，要举行每个乡村每个市镇的最广大的群众示威。要在示威行动中给苏区内部反革命派一个最严厉最有力的打击”。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更加认识道：“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因此要求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肃反的任务。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苏区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机关，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着他们的意志。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规定：“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必须最广大的在民众前面宣布这些团体的政纲与他们的罪状，在革命法庭前面公开审判他们，把他们依照苏维埃法令治罪。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做斗争。对于一切推翻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必须最坚决的用武力镇压下去，绝对不容有丝毫的犹豫。”
中共中央并督促各个苏区开展肃反工作。1931年12月26日，在给中共赣东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肃反。在此前的半年内，赣东北破获了几起所谓AB团案件，逮捕十几人。10月31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报告：“在各地破获一些AB团的分子（人数不多，只十几个人）以后，目前AB团在（赣）东北的活动已经相当的消沉。”但临时中央认为肃反搞得很不够，在来信中指出：赣东北工作转变的迟缓，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的残余尚未肃清，而反革命的破坏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在赣东北的肃反工作并没有深入的进行，强调“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紧肃反工作”，并要把肃反与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联系起来。据此，1932年2月25日中共赣东北省委决议：“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来进行肃反工作”。到8月初，赣东北“陆续破获逮捕的有两三百人。”9月，赣东北团省委组织部部长汪明被捕，团省委宣传部部长胡仁辉、反帝青年部部长廖文光、秘书长方宗荣、派驻省军委的团工委书记张松林等被打成反革命改组派省委的成员而被捕，连曾洪易等也认为是“空前的整个的破获”。但临时中央在9月25日发出《给曾洪易并转赣东北省委的信》，指出：“我们认为在赣东北苏区反革命组织的总的领导机关，还是没有破获。”指示信说：“我们不能相信在赣东北苏区内没有像闽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苏区那样总的领导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这个指示信直接导致了赣东北苏区制造了以吴先民为首的“改组派省委”冤案，使赣东北肃反的错误进一步恶性发展。
1932年1月22日，临时中央在给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你们苏区中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北极会，硬肚会等之类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苏区“还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在苏区内隐藏的反革命派别“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坏，他们正在积极的进行反革命的工作。”“你们应当唤起苏区群众的警戒心，要发动群众先发制人的迅速消灭这些组织，要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来进行这个工作”，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