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建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并使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军事斗争的连连胜利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也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比较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有很大关系。这些经验都为之后党在其他地区的局部执政乃至全国执政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一，加强党在根据地的组织领导和建设。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地区之前，尽管川北和陕南地区已经建立了党组织，并陆续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党组织还比较分散、薄弱，有的甚至遭到当地军阀的残酷破坏。为了使党组织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起来，红军进入川北之后，便开始在通江、南江、巴中3县广泛发展党员，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相继建立了赤江(原属通江)、红江(即南江东部和通江北部小通江一带地区)、南江、赤北(即通江东部和巴河上游地区)、巴中5个县的临时县委。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00多人，除方面军总部和所属4个师的党员代表外，各县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不等，最多的是通江县120人，其次是南江90人，巴中、赤江、赤北30至40人。通过民主选举，大会选出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省委书记，余洪远任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无部长)，刘瑞龙任宣传部长，姚明善任妇女部长，吴永康任秘书长。之后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各级组织也在新根据地迅速建立起来。有时红军打下一个地方，只需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党的组织就能建立起来。到1933年12月召开中共川陕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已建立赤北、赤江、红江、南江、达县、宣汉、城口、万源、红胜、渠县、阆南、巴中、江口、恩阳、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嘉陕、长赤、营山、陕南23个县委，以及中共巴中特别市委与巴中、绥定两个道委，地方党员发展到3万多人。鉴于根据地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素质参差不齐，中共川陕省委还设立了党校和彭杨学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杨殷的名字命名的)，专门负责培训地方党和军队的基层干部。由于川陕边地区的党组织大多都是在根据地创建之后成立的，因此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起了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战斗和发展生产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川陕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不仅先后组织了数万名地方武装参加红军，动员了200多万人的运输队支援前线，而且还领导群众发展经济生产，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保证了部队和机关的各项需要。
第二，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生产。川陕边地区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平，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民谣所唱：“尖尖山，二陡坪，苞谷馍馍胀死人；弯弯路，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门，要想吃干饭啥，万不能，万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川陕边地区农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更为严峻的是，近代以来这里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富者阡陌连片，动辄达几百亩地，穷者则赤贫，拥有的土地极少，甚至无立锥之地。遇上灾荒年，贫苦人家更是饥饿难熬，即所谓：“三月杂粮，三月粮，三月野菜，三月荒。”针对川陕边地区农村土地和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力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1933年2月，随着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土地革命运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全面展开。为了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有效领导和指导，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发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怎样分配土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公告》《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平分土地须知》《平分土地办法》等公告、文件，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原则和方法，明确要求彻底平分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以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比例原则来平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女多分一点，老弱不能做庄稼的少分一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根据地各级政权加快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步伐，根据地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土地。为杜绝地主和富农隐报、瞒报、虚报土地的情况，从1933年10月开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逐渐转入查田查阶级运动阶段。由于战争环境影响，再加上当时各级苏维埃政权都是将查田查阶级工作与改造苏维埃、肃反等工作同时进行的，因此，在查田查阶级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当时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受王明“左”倾思想影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在很多方面带有“左”的色彩，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破坏工商业等等。但是，排除这些因素之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在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时候，提出了“按剥削关系来划分”成分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将农村的阶级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成分；在确定打击对象时，明确规定要保护中农利益。在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方面，不仅提出代耕制，规定凡参加红军与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可以分到最好的田地。无耕种能力者，由苏维埃负责代耕，而且还特别预留出一部分比较好的土地作为“红军公田”，来分给苏区之外来当红军的人。这些政策方针的执行，在“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情况下，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随意划分成分的错误，从而增加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特别是代耕制和红军公田制的实施，不仅分化瓦解了敌人，而且吸引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川陕苏维埃政府还开设了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发展金融贸易。同时，还开办了纺织厂、被服厂、丝厂、造纸厂、榨油厂等工厂。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根据地经济来源渠道，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
第三，采取了一系列利民措施，使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在解放妇女方面，红军入川后，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政策，在实践中建立、健全妇女组织，选举妇女进入苏维埃，分配妇女与男子同样的土地，保护妇女劳动权益，允许妇女参加红军，并创造条件让妇女接受教育，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使根据地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翻身做主的妇女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参加生产和戒烟活动，有些人还参与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工作，使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据统计，川陕根据地1933年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到1934年，在川陕根据地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35年春，共组建了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余人。广大妇女们积极支持革命，在运输军用物资、转运伤员、造桥修路、剿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医疗卫生方面，川陕根据地充分发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医院（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的资源优势，采取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在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医伤治病，积极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治病。同时开办护士学校，注重培养新生力量。这都使得根据地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观。同时在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的同时，川陕根据地还成立禁烟局，废除烟捐烟税，采取各种措施禁止售卖和贩运鸦片、强行禁止种植鸦片、分层次销毁烟毒、禁绝吸食鸦片。这不仅在根本上禁止了鸦片在这一地区的种植和吸食，而且还发展了农业生产、保障了红军兵源的补充，效果十分明显。
在教育方面，川陕根据地的教育种类齐全，可分为干部教育、红军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少儿教育等。同时教育对象的覆盖面十分广泛，不仅仅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子女，也包括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特别是工农中学和列宁学校的创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
川陕边军民在根据地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确很值得后人总结。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领导农民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反对国民党政府进攻方面。这些工作和任务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完成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充分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因此，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发展成为红色中华的第二大苏区。
总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沟通中国南北革命历史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根据地军民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