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国家教育部组织的“中国基础教育教职工访日团”之前，在“射洪中学教育工作会”上，我作了《用民主法制思想管理学校》的讲话，表达了我对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观点。10月18日随团去日本作了14天的教育考察，通过和日本各级教育官员、10 多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广泛交流，以及去日本家庭访问等，给我颇多启迪，也引发我的反思，更坚定了我用民主法制思想管理学校的信念。总的感觉是，日本重视教育，取得了国家现代化，中国重视教育，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足见，教育承载未来，教育承载希望，是国之根本。但两国的教育在发展中都存在着一些相同的问题，如出生率下降，青少年的道德意识滑坡，争取个人自由的倾向严重，社会犯罪行为增多，教师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厌学，贪图享乐，学校安全压力大，学生教育难等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两国都在深化教育改革，使学校教育能够跟上世界科技发展变化形势。这次教育考察，是对中日两国教育的进一步沟通，对巩固和发展两国教育交流的成果作出了新的贡献。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总结的：“一是深化了交流，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二是开拓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学到了教育教学的好经验。”如务实严谨、忠诚奉献、投入制度、教师制度、现代管理、均衡发展、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等方面日方都提供了好的经验。我能参加“中国基础教育教职工访日团”，这是教育部对四川的肯定，对遂宁市教育、射洪县教育的肯定，对射洪中学教育的肯定、鼓励和鞭策。结合日本访问的感性认识和自己的理性思考，我对构建和谐的民主法制学校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就此作一阐述。
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继承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思想，建设和谐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和谐社会”的愿望。《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子游对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贤为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实际上也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对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一种憧憬，也是对人与人“贵和”的描述。古人对人与自然万物“贵和”的描述有许多美不胜收的佳句。“礼之用，和为贵”，“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这些古语、俗话都说明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推之于师生和则强，校群和则定，学校和则兴。推进和谐学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社会的长久和谐。
一、用民主法制思想引领学校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学校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配合、相互统一的系统工程，而调节学校内部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关系，调节学校内外各种利益矛盾，使多种因素相互配合，相互统一起来，使学校处于和谐状态，就必须用民主、法治思想建设学校管理文化和制度文化。
民主法制是以人为本，高度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特征。1945年7月13日，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主席有一段对话，我觉得这段话在现在和今后，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学校的管理，都是一个深刻的启迪。黄炎培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能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成多数，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利欲望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我也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主席谈论的是国家大事，涉及的是政权的兴衰存亡。一个单位或者一所学校，再严重也不会存在“人亡政息”的事情。但如果没有民主，人会感到窒息；没有法制，人的社会行为就没有规矩；没有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人的某些不正当行为就不可能得以制止，就没有令行禁止，便不会有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校，道理亦同，若无生机活力，与“人亡政息”相似耳!由此可见，以民主法制思想引领学校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维护师生员工合法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学校的必由之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彭新强认为，文化是指某团体特有的形式、宗旨、意识形态及发展状况，学校组织文化是指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在学校日常管理事务中共同保持的意识形态。就组织本身而言，组织文化为组织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观念体系，增进了组织的沟通，化解冲突和矛盾，整合各种组织要素，提高组织效能，提高组织适应环境持续发展的能力；就组织成员而言，组织文化有助于增进成员之间的认同感，提高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一点上，用民主法制思想构建学校的文化机制便成为强有力的黏合剂，把“松散型的学校各系统连接在一起”。学校文化机制中的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精神文化环境对学校的办学规范、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学校成员的心态行为，具有稳定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和教育功能的积极影响力，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学校组织文化对学校发展消极的一面。
教育领导者的愿景及其理念，影响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校长的教育愿景和教育理念。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发展和变革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校长应该具有办学自主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经费使用权、教育教学管理权及校舍校产管理权，这使得校长充当着学校发展变革“代理人”角色。校长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有清晰的教育愿景和办学理念，这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决定着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方向。我校虽已是“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具有用民主法制思想管理学校的鲜明特色，但作为学校持续发展主体的校长和教师，应当对学校自身发展进行反思：怎样把握当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师生员工思想多元化、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深入民主法制思想建设等问题，把学校办成富有时代特征的、个性的、民主的、法治的和谐学校。
有人说，中国人不能有民主是因为人的素质低。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许博渊先生认为：“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没有诚信的人，玩权术、施诡计的人，在我们国家往往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发达起来，‘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它的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许先生还引用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话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低素质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东方早报》童大焕先生《中国人制度决定素质》一文指出：“中国人为何‘素质低’，是文化、国民性、人种和人性决定其素质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决定了其素质低？二位先生认为素质低的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破坏生产力，我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一旦我们把‘素质’细分，就会发现，可能某些方面素质高而另一方面素质低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一个人知识文化素质高，比如文凭很高，我们不管他文凭是怎么来的，让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混到了很高的位置，但他的人文素养可能并不高甚至极差，比如法制观念、诚实守信和公德意识全无，那么其地位越高，就越占据腐败的制高点，越成为国家和社会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破坏生产力’！而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也未必正相关。”可见，我们必须强力推行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公民民主法制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民主法制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领导层面的素质是关键。对此，网友“废话一筐”举的例子极好：“中国工人、农民的素质低吗？我原来也认为低，因我当年在国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时，用的方法都是外国的先进方法，可效果就是出不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工人素质太低了。后来，我到了广东，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厂的全面质量保障体系，都建立得比我原来的国营大厂好，而他们的员工，不少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说明，无法推进先进质量管理手段的要因不在员工，而是在如我这样的上层。”就其原因，制度层面的原因，法制不立，公信不立，法制公德和诚信意识缺失；至于奴性、“两面”派和“窝里斗”内耗，则是市场机制不立、权力垄断资源下必然且无奈的“人性选择”……由于种种掣肘和内耗，我相信国人一生中消耗在“关系政治”、“权力政治”中的生命光华和聪明才智，在“与人斗其乐无穷”中不会很少，而在某种制度环境下，绝大多数的“个人”力量极其有限，身不由己。另一个那就是领导层面的素质问题，正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指出的那样：“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怎么办？还是按照毛泽东主席说的去办，一靠民主，让大家起来监督我们；二靠法制，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这个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地选出人民拥戴的能人，又能够使这个能人不变成坏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学校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教育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用民主法制思想引领学校文化建设，是我们构筑和谐学校的创新之路。
二、用民主法制思想统领学校体制改革
胡锦涛同志所要求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和谐民主法制学校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是学校管理中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主体的作用，深化学校内部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的民主法制学校的基本思想。学校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方针，用纲领凝聚人，用制度规范人，用机制激励人，用待遇温暖人，高度体现了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充分保障了教师和学生的民主权利，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职员工是和谐的民主法制学校建设的主体。如果没有守法负责、心态健全的教职员工相配合，什么自由和纪律、民主和人权皆有可能是纸上谈兵。用民主法制思想统领学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学校教职工民主管理学校、监督校长及其行政的基本制度，是教职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教职工直选代表和代表的民主产生程序，表明了教职工代表的广泛代表性。教代会审议学校章程、制度，决定涉及学校和师生重大利益和学校发展的决策，参与和监督决策的执行，考核评价执行的结果。教代会制度使教师的民主权利得到保证，主体作用得到发挥。
全面推进校长负责制，是创新学校内部领导体制的关键之一。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党组织政治保证、教代会民主管理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校长负责制度，是与时俱进、创新学校领导体制的主要方法。在这种体制下，如何保障公权力的行使不损害教师和学生这两个权利主体的利益？回答只有一个，就是以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构建一个作为权利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与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学校的双向制衡的管理体制。以射洪中学的做法为例，射洪中学设立校务委员会和行政成员会，校务委员由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和知名教师代表组成，“设立由校长主持、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决策机构，具有“众议性、代表性，权威性”；行政成员会广纳党、政、教代会、工会、女工委员会、团委会、学生会、家长委员会以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各方代表参加，具有决定执行权；教代会闭会期间有常委会以及三个专门委员会、教代会常务委员会负责闭会期间的民主管理工作，以保证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校务公开的经常性，三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提案处理、民主管理、经费审查；构建起了一种“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明”的会议制度。校长或校长办公会作出的非日常行政事务的决策方案，经校务委员会审议，作出决策；行政成员会对决策的执行方案、实施办法等作出决定，予以施行；教代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监督。这样就避免了个人专权，保证了公权力的行使能代表学校办学主体、教师学生权利主体各方利益。诸如选拔干部，评选各级各类先进模范、骨干教师、调资晋级、待遇分配、对教师和学生的考核评价等等，均从民主程序道道“关口”出来，防止了利益矛盾的产生和权力腐败，实现了学校管理的民主和谐，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