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范仲淹的不朽格言。他毕生言行一致的生活实践，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二岁丧父，家境贫寒，在苦难的青少年时代，就铸成了吃苦耐劳、刚毅顽强、奋发图强的性格和品质，养成了仇视社会黑暗，同情劳动人民，尚志气、重节操的思想感情。1010年他二十一岁时，才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勤奋用功，废寝忘食。经过五年的努力，在1015年考取进士，进入了仕途。
不畏上不信邪 只为民只为国
范仲淹当官的目的是为国排难，为民解忧。因此，他进入仕途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不畏上不信邪，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和国家利益的官员。
当他初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时，处理案件坚持正义，就常常同太守争论不休，引起顶头上司的盛怒。但往复辩论，总不屈服。1030年仁宗皇帝在陕西购买木材修建宫观，他在河中府（山西永济县）上书朝廷，毫不客气告诫皇帝老爷修宫观是“破民产，非所以顾人心，合天意也”。要他们赶快停止。甚至皇帝母子之间有损于国家利益的私事，他也要过问批评。
对于民间疾苦，他却十分关心。他在管理泰州（江苏泰州）西溪镇盐仓期间，看见泰、通（江苏南通）、海（江苏连云港市）三州滨海地区，每年海潮为患，淹没田土，卤水充斥，不能耕种，就建议朝廷筑海堤卫民田。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兴化县令，总领筑堤工程，修海堤数百余里，使三州人民世享其利。1033年范仲淹调任朝廷右司谏，江淮京东遭受旱灾和蝗灾，他请遣使巡视救济，未得答复，就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北宋仁宗时分全国为十八路，每路略小于现在一省的区域。——引者注）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他安抚江淮，所到之处开仓救济，减免赋役，救活了不少人命。他还把饥民吃的草根树皮进呈皇帝，要他转给六宫贵戚，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收敛一下享乐无度、奢侈无穷的行为。1034年，他任苏州知州，苏州地区经常被太湖溢水所淹，民田不得耕种，他招募民夫，兴修水利，开浚五河，引太湖之水入海，解除水患，为苏州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范仲淹为了救国济世，总是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早在1026年他母丧去官，被晏殊聘请到应天府（河南商丘）办府学，就在教书的过程中愤慨激昂批评朝政，培养了一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1035年他调回朝廷判国子监，更不怕别人指责超越职权，高放言论，批评朝政得失。他这种正直不阿，疾恶如仇，不趋炎附势，不攀缘权贵，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性格，引起了那些昏庸无能、营私舞弊的达官贵人的不满，招惹了不少政敌。于是宰相吕夷简便命他为开封知府，想使他被京城繁忙的公务缠住，无暇他议。同时，希望他出现过失，就罢官撤职。但是，范仲淹“决事如神，京邑肃然称治”。有一次，宦官仗势作威，倾动中外。他冒着生命危险，列其罪状，报请皇帝惩治。上告文书刚送出，他就烧掉家中言兵的书籍，并对儿子说：我上书斥君侧小人，不胜必死。我死后你们不要当官，只在我坟前教书为业。幸运得很，为非作歹的宦官受到应有的惩罚。京城民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反对派的诡计破产了。
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期间敢于批评朝政。他在向皇帝进呈的《百官图》中，指责吕夷简偏袒营私。吕夷简则给他加上“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危害皇帝最高权力的罪名，范仲淹反被贬谪地方。
出生入死保卫边疆
1038年，我国境内西夏地方政权首领元昊准备发动对北宋的军事进攻。消息传来，朝中文武大臣，聚首相顾，一筹莫展；陕西边臣，庸碌无能，胆战心惊。1040年元昊进攻延州（陕西延安）大败宋军，陕西震恐。范仲淹为了保国家卫人民，又出任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升为安抚使），负责西北边境的防御战争。整整三年，不辞劳苦，出生入死，战斗在保卫西北边境的最前线。
范仲淹到陕西，严戒边城，坚壁清野，不与大战，充实关中，使敌无虚可乘，不敢深入，两三年间陷敌自困的“守边城、实关中”的防御战略取得效果。当时，延州新遭兵火，残破孤城与敌接境，人心惶惶争相逃走。朝廷派往延州的官，个个推辞逃避不敢上任。而范仲淹为了保卫国家安全，解除人民战祸，则置生死于不顾，见危而进，自告奋勇，自兼延州行政长官。他在延州把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教练，视敌多少出兵抗御，改变了过去遇见敌人，不量众寡，官小先出，战则取败的作战法，稳定了前线阵脚。接着，他修复沿边城塞，屯兵营田，免除因战祸逃亡人户的赋税，保护其家业屋产，招还流亡，使沿边羌、汉居民相继归业，发展生产。不但保证了军食的需要，而且减轻了陕西内地州县人民长途运输军粮的沉重负担，从而使延州边防稳固如山。“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指前延州守臣范雍）老子可欺也。’”
1041年后，范仲淹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兼任耀州（陕西耀县）、庆州（甘肃庆阳）等地的行政长官。这段期间，他继续整顿军政，提拔有才能的爱国将领担任边防要职，处决克扣士兵粮饷、夺人战功、冒功请赏的贪官污吏。严戒士兵侵犯群众利益，改善士兵生活待遇，并把皇帝给他的赏赐全部分给将佐士卒，他虽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每次危险的战斗，都要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所以他统领的军队，士气高昂，个个思战。那时沿边地区的羌族部落，受到元昊的引诱和威胁，反复无常，有的甚至参加元昊的叛乱活动。为了团结沿边羌民共同反对元昊的军事掠夺，他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巡视沿边羌民，给他们发放粮食、种子、牛具等救济物资，使其各安生业。遇见敌人入侵，又叫他们退保城塞，发给口粮。羌族部落首领来见，他都引至卧室，撤去警卫，诚恳相待，并解决他们的内部纠纷。因此，他深得羌族人民的敬爱，称他为“龙图老子”。过去被元昊引诱参加叛乱的部族都纷纷归顺，“自是始为汉用”。经过范仲淹和韩琦等人的努力，加强了战备，稳定了战局，边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发动的叛乱战争，虽然打了几次胜仗，却“死亡疮痍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民怨沸腾，而被迫求和称臣。
改革的先驱 新政的首领
1043年范仲淹从陕西回朝任枢密副使，同年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当了全国的行政首脑。他面临契丹、西夏扰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冗官冗兵冗费日重，国家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乐，他毅然领导了北宋王朝第一次改革运动——“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改革范围十分广泛，除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发展生产之外，主要在改革北宋政治腐败的积弊，希望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有效能的关心国家人民利益的政府机构。
一是“抑侥幸”，限制官僚特权阶层垄断仕途。考试制度和“恩荫”制度是北宋入仕当官的途径。尽管每年任官数千名，但恩荫制度的实行，整个官场都是高级官员的子孙、亲戚，少数余下的缺额，又被那些不择手段，专走后门的人拿去。可怜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中举，却很难得到一个实缺。根据这种弊病，范仲淹提出严格限制恩荫的人数，以减少冗官。以后又提出恩荫的人亦须经过考试，三次考不上，要有三个品行良好的官员当保证人，否则将永远向那些不肖子弟关上仕途的大门。同时，恩荫的人还不能担任皇帝近身的职位，这些职位应由有学识的人来担任。
二是“明黜陟”，建立对官员严格的升迁考核制度。北宋官制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循例而进。年老的官徇私舞弊，专为子孙打算，年轻的官不安于位卑职小，苟且偷安。那些有后台的人，只争京城等地的肥缺，不愿到艰苦的州县啃骨头。即或争不到肥缺，暂时屈就没有油水的职位，也要拖延上任的日期。结果实际到任不久，就立刻申报期满升迁。因此，范仲淹建议对官员的升迁必须严格考察政绩。政府不应对无能的官员施以宽大，使老百姓受害。官员中有大功大绩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
三是“择官长”，严格选拔地方官员。他建议地方各级政权的官员，由上级和中央各部门官员提名，根据推荐人数目的多少，使那些得到最大多数人推荐的优秀候选人，获得优先任命。同时，他毫不手软地撤换了不少无能的地方官员。当时，同他共同主持改革的富弼对他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严厉，使被撤职的官员一家人痛哭流涕。范仲淹回答说：我宁愿一家人哭，不愿一路人哭。留住他们对老百姓太不公平。
四是“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制度，着重策论和经学，使国家得人，百姓受益。
范仲淹的改革给北宋腐朽的官僚集团输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洒满鲜花和荣誉的地毯，而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许多有识之士，热烈赞成，坚决拥护。也有人认为改革规模阔大，表示担心怀疑。那些受到改革冲击的人，则感到“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他发动了诽谤和攻击。朋党之论又起，再一次把皇帝拉了过去，范仲淹被迫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改革失败了。北宋政治腐败一天天更加严重。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范仲淹改革失败，降做地方官后，不以降官而悲伤、失意而惆怅，仍然孜孜于善，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1051年他六十三岁，已是风烛残年了，仍然上书朝廷反映地方官“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希望朝廷慎择州县官，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他对自己的要求则非常严格，每晚睡觉都要想想当天所做的事情，与饮食奉养之费是否相称。相称则鼾鼻熟睡，不相称则终夜难眠，必求第二天补还。他做官后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非宴宾客，不食重肉，妻子衣食，仅足温饱。晚年失意，朋友们劝他在洛阳置买田宅庄园，退休养老，而他则在苏州买下地产，设置“义庄”，并兴办“义学”，救济族内的贫苦人和使失学青年受到教育。
为什么范仲淹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呢？1046年他应约写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通过抒情议论所表达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想和精神境界，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这种理想和精神境界，使他不同于我国封建社会那些得志当权则忠君为国、失意在野则灰心意懒的士大夫。而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范仲淹的“忧”和“乐”，是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政权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但是，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的形势下，他关心国家安危和民间疾苦，主张改革，这在客观上又是符合当时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的。
《历史知识》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