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也并非勇敢。忍耐是女人的美德，因为她不拿出力量来反抗，而是希望通过习惯来使受苦（忍受）变得不明显。因此在外科手术刀底下或在痛风病和胆结石发作时叫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怯懦或软弱，这就好像人们行走时磕碰在一块当街横着的路石上（用大足趾，从这里产生了）一样，这时他的咒骂只不过是一种愤怒的发泄，自然本能在这种发泄中尽力用喊叫来把堵在心头的血液分散开来。但美洲的印地安人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类型的忍耐心，当他们被包围了的时候，他们扔下手中的武器，平静地任人宰割，而不请求饶恕。在这里，比起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抵抗到最后一个人来，是否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呢？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野蛮人的虚荣，据说他们的敌人不能强迫他们以啼哭和叹息来证明他们的屈服，这样就保全了他们种族的荣誉。
但作为激情的勇气（因而是属于感性方面的）也可以诵过理性来唤起，由此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勇敢或英勇（即道德力量）。用挖苦和诙谐能使讽刺的嘲笑变得尖刻，但正因此对于值得尊敬的东西也就变得更危险。不为此所吓倒而坚定地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是一种道德的勇气，这是许多在战场上或在决斗中被证明是勇敢的人都不具备的。义务要求人甚至敢于冒受人嘲笑的危险，这也是一种更高级的勇敢，它属于坚毅性的范畴。因为重荣誉是道德的经常的陪伴，而那种平时有足够的冷静来对付暴力的人，如果用嘲笑来拒绝他这种对荣誉的要求，则很少有人觉得自己经得起这种嘲笑的。
装出一种表面勇敢的、和别的受尊敬的人相比不失身份的举止，这叫作虚张声势。相反，对于别人不看重自己感到某种胆怯和惶恐，这叫作自惭形秽。自惭形秽可以不被指责为盲目自信，而虚张声势的态度却给一个人造成这种假象，似乎他不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这种态度就是狂妄无知，肆无忌惮，温和点说也是不谦虚，所以它不属于通常含义上的勇敢一词的范畴。
自杀也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都以沮丧为前提，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他干这事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就显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于在忍受那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了耐心，那么这就是一种沮丧了。当一个人不再能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着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但如果他即使害怕死亡，却总是不能中止去热爱任何一种条件下的生命，从而必先由畏怯而产生一种心灵的纷乱，这样才跨出自杀这一步，那么他是因怯懦而死的，因为他不再能承受生活的折磨。自杀的实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识别这种内心情绪的区分。如果为此所选择的手段是突然致死而没有获救的可能，例如手枪自杀，或用烈性升汞自杀（如一位伟大的君王防备在战争中被俘而随身携带着这种东西），或是在口袋里装满石头跳入深水，那么这种自杀者的勇气是无可争辩的。但如果是用上吊绳，而又被人剪断了，或用普通毒药，而医生又从他体内清除了，或是用剪刀剪喉管，而又被重新缝上和治愈了，这种方式的自杀者一旦被救活，通常甚至会感到高兴，并永不再犯，——那么，这就是由于软弱和怯懦而产生的绝望，而不是那种壮烈的绝望。后者在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时还是需要镇静的力量的。
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摆脱生命的重负的， 并不是只有那些下流的和渺小的灵魂。在这类行为上，人们倒是不必轻易为那些不知真正的荣誉为何物的人担忧。可是，由于这种行为总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并且一个人因此而使自己变得可鄙，所以毕竟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在公开宣布不公平为合法的某种革命状态时期，一些重荣誉的人在被依法处决之前曾力图先行自杀。要是在制宪时期，他们本来甚至会把这种自杀视为下流。其原因就在于，在一切依法处决中都带有某种侮辱性，因为它是一种惩罚；而如果它是不公平的，那么法律的牺牲者可以不把这个惩罚看作应得的。但他是这样来表示这个意思的：如果他不免一死，那么他宁可像一个自由人那样选择自己去死。这样，即使暴君（如尼禄）也宣布允许罪犯自杀，作为一种恩准，因为这就会有更多的荣誉。——但我并不想为这样一种德行辩护。
但军人的勇敢与决斗者的勇敢有更本质的区别。哪怕决斗得到政府的宽容，并且在军队里遇到荣誉受损害的事情时，它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正当防卫，而部队的司令官并不介入其中；但这种正当防卫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公开承认。对决斗实行宽容，这是一个不会得到国家首脑真正庇护的可怕的原则，因为也有那样一些轻薄之徒，他们为了得到某种尊重而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做那些对自己有危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