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灵魂及其限度，人类至今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这些体验的高度、深度和距离，灵魂至今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穷尽的可能性：这对于天生的心理学家和喜欢打“大猎物”的人来说，是注定的狩猎范围。但他肯定会常常绝望地自言自语：“单个人！哎，仅仅是单个人！这片大森林，这片处女林！”他希望有几百名打猎助手，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猎犬，打发他们进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但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猎犬来帮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么困难。新的危险狩猎需要人们勇敢、聪明和敏锐，不幸的是，把学者驱入这些地方后，出现“大猎物”而面临巨大危险时，他们却一点用都没有，此时，他们的眼不尖、耳不灵了。比如，为了推测和确定知识和良心问题，在宗教人士的灵魂中有何种历史，一个人在知识和良心上，也许要具有像帕斯卡尔那样深刻、脆弱和广博的体验：然后还要具有纯洁而顽皮的灵性，广阔而高高在上，能从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这许许多多危险而痛苦的体验，但是有谁能帮上我这个忙！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能帮忙的人显然是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少有这样的人！最终，我们还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对事情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像我那样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恶习——恕我这么说！我的意思是，热爱真理会在天国得到报偿，而且已经在地上得到了报偿。
二
早期基督教的希望和怀疑主义盛行，在奔放不羁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学派别之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种斗争颇有价值，罗马帝国提供的耐力训练也很有价值）常见的那种信仰——并不是路德那样的人、克伦威尔那样的人或某个北方野蛮人，也许仍依附于上帝和基督教自我克制的真诚信仰；而不如说是帕斯卡尔的信仰，这种信仰令人可怖地类似于理性且连续不断的自杀——这是种坚韧的、长命的、虫豸般的理性，是无法一下子立即杀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与此同时的是屈从、自我嘲笑和自我残害。这种信仰中有残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被弄得适合于柔弱的、多方面的、很爱挑剔的良心；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使这种精神屈服具有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精神的全部过去和全部习惯，都抗拒荒诞主义，而“信仰”正是以荒诞主义的形式发生。现代人对基督教的一整套术语麻木不仁，不再能体味“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矛盾说法，在古人头脑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联想。至今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颠倒，也从未有过像这种说法那么可怕的、那么好探究的、那么成问题的东西：它重新评估全部古老的价值——正是这个东方人，这个思想深刻的东方人，正是这个东方奴隶，由此而报复了罗马和其高尚的、漫不经心的宽容，报复了罗马人的无信仰的“天主教”。常常不是这种信仰而是摆脱这种信仰，对这种信仰的严肃性采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带微笑的冷淡态度，使奴隶们对奴隶主感到愤怒并揭竿而起。“启蒙运动”导致造反：因为奴隶想要人格上的平等，反对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翻身自己做主人。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最近一次奴隶大起义的原因。
三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宗教神经症，便会对饮食起居开出三个危险的药方：隐居、禁食和禁欲——但却无法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后一种怀疑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便是突然过度纵欲；然后又突然转变为一阵悔罪、弃世和断念。这两种症状也许都可解释为隐蔽性的癫痫？但此处最需要的是把解释撇在一边：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周围，都未出现过如此大量的荒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都未如此令人们，甚至哲学家感兴趣，或许现在该超脱一点，该学会小心谨慎，或更应该把眼光移向别处，或抽身走开。但在最近的哲学背景下，在叔本华的哲学背景下，我们发现了问题本身，即发现了宗教危机和觉醒背后的可怕信号。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叔本华似乎就是从这一问题起步，并成为哲学家的。因而，叔本华带来的实际后果便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就德国而言，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即理查德·瓦格纳竞将其毕生事业停止在这里。最后将那可怕的永恒类型，作为真实的类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种类型的人在爱和生活的时候，欧洲所有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便有机会在近处——在宗教神经病最近一次蔓延和爆发并表现为“救世主”的地方研究他们。然而，如果在有关圣徒的整个现象中，要问是什么东西使各个时代的各种人极为感兴趣，无疑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一连串直接的对立物，一连串被认为在道德上对立的灵魂状态：人们在此处认为，不言而喻，“坏人”一下子转变成了“圣徒”，即好人。至今的心理学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支配之下，相信各种道德价值观处于对立状态，认为具体情况的文本和事实中，便有这种对立。什么？“奇迹”只是解释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缺乏语文学知识？
四
拉丁民族对天主教的依恋，似乎比我们北方人对基督教的依恋要深得多。因而在天主教国家无宗教信仰的含义，似乎完全不同于对新教徒的含义——对拉丁民族而言，是对民族精神的某种反叛，然而对我们而言，则不如说是复归于民族精神。北方人无疑源于野蛮民族，甚至宗教天赋也源自野蛮民族——我们的宗教天赋实在很差。凯尔特人或许是例外，他们为基督教在北方传播，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尽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惨淡的阳光，而在法国生长开花。每当后来法国怀疑论者的血统中流淌凯尔特人的血液时，他们在我们的口中，便有多么大一股怪异的虔诚味道！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带有多么浓的天主教气味，多么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具有多么强烈的罗马人的逻辑！尽管圣伯夫对耶稣教教民抱有敌意，但是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史》中，那个和蔼可亲而狡猾的导游，却多么像耶稣教教民！甚至还有欧内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颤，都使他那贪恋酒色、安逸舒适的灵魂失去平衡。这样一个勒南的流言，我们北方人又怎么能够理解！让我们抄录下他的几个精美语句，这些语句在我们看来也许不是那么美丽，即在我们那较为日耳曼式的灵魂中，立即会唤起多么邪恶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产物，人在最虔诚、对无限的命运最有把握时处于最真实的状态。正是在人最善良的时候，人希望美德与永恒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的时候，更觉得死亡令人厌恶而荒谬。怎能不认为正是在此时，人看得最清楚？”……这些语句太逆我的耳朵了，太不合我的思维习惯了。当时一看到它们，我便怒不可遏，在旁边批注道：“真是宗教混账话！”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反而喜欢上了它们，这些应完全颠倒过来看的语句！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荣耀！
五
古代希腊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是它喷涌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优等的人，才会对自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后来，当平民百姓在希腊占了上风时，恐惧也在宗教中蔓延开来：于是便为基督教的出现作好了思想准备。
对上帝的热爱，有粗鄙的、实心眼的、纠缠不休的爱。而路德的那种爱，使得整个新教都缺少精致与优雅。这种爱有时表现出东方人式的兴高采烈，犹如奴隶受到过分宠爱和提拔。圣奥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举止和愿望全无高贵气质。这种爱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欲求，渴望一种神秘的自然的统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爱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伪装；甚至是老妇人的歇斯底里，也是老妇人最后的期待。教会常称这样的妇人为圣徒。
六
有权势的统治者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圣徒打躬作揖（圣徒就是自我屈从和完全自愿地自我奉献的谜），他们为什么打躬作揖？他们在圣徒身上——似乎在圣徒那虚弱而可怜的外表背后感悟到了这种屈从检验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力量的热爱，而且知道如何敬重这种力量：他们敬重圣徒，就是敬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此外，圣徒沉思冥想的样子，使他们觉得，圣徒不会无缘无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进行自我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本性——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样探问道。也许其中有某种很大的危险因素，禁欲者或许希望借秘密的谈话者和来访者，作更准确的了解。总之，世界上的统治者在圣徒面前渐渐有了一种新的恐惧，体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尚未被征服的敌人——正是“强力意志”迫使他们停在圣徒面前。他们不得不盘问他。
七
在犹太人的神圣的正义之书《旧约全书》中，人物、事例和言论多得数不胜数，希腊和印度的文献难以望其项背。人们站在那些令人惊叹的古人遗迹面前，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悲哀地怀念古老的亚洲及其凸出来的小小半岛欧洲。欧洲无论如何在亚洲面前，都要扮演“人类进步”的角色。当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温顺的家养动物，只知道家养动物所需要的人（如今有教养的人，其中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站在这些遗迹当中不一定感到惊异，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欢《旧约全书》是“伟大”与“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会发现，《新约全书》这本恩典的书更合他的口味（这本书散发出道道地地的、多愁善感的、无知的祈福者和怜悯的浓浓气味）。把这本《新约圣经》（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风格）与《旧约圣经》装订成一本书，装订成“圣经”，也许是欧洲文坛昧着良心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一件事，即“对圣灵犯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