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雨合在角落处坐下，她这个人虽然性格活泼豪爽，但并不喜张扬，她觉得有时候一个人独酌也别有一番情趣。何况是在这依山傍水的名胜佳境之地。
可是煞风景的是，邻座的那些文人雅士交谈声越来越大，后来竟像是在争吵一样。唐雨合顿觉意兴阑珊，便索性凝神去听听他们吵些什么。听了一会儿，心下已经雪亮：这几个人大概都是附近学院的学生，各有各的思想，有些推崇朱子的理学思想，有些欣赏陈亮的永康学说，所以发生了口角。
唐雨合知道当时的社会有诸多的思想学派，其中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以及陈亮为代表的龙川学派影响最为巨大。而几大学派之间争辩了多年，一代传一代，始终也难分出胜负。南宋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着名的思想辩论：一次是“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针对“教人之法”展开辩论，一次是“王霸义利”之辩，朱熹的理学思想与陈亮的永康之学巅峰对决。因为社会言论风气开放，所以到处都可见人们各持己见，高谈阔论。而今天这些文人又为“王霸义利”唇枪舌剑起来。
只听一瘦脸长须中年文士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一白面书生立刻反驳：“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到偶济，何必有理！”
又一锦衣公子说：“龚兄言之差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理想的人，应该是在道德境界日益提升上下功夫，一辈子也不能懈怠这一点。要洗透功利之心，从事于内心修养，才能做得大事。”
白脸书生嘿嘿一笑：“不对。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兼仁、智、勇三者，做一个既是道德的、又能在现实世界建功立业的完美之人。一个人有无道德，光求之心迹，不免幽晦难明，惟有从功业上去看，才能看得清楚。有大功业的，必是有道德之人。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如果一个君主有道德，他就必然能建功立业，为民生造福。假如他不能建功立业，就不能认为他有道德。”
一直没作声的国字脸中年文士说：“龚老弟所言甚是。陈夫子说本领贵在大与公。本领之‘洪大开廓’，常具体体现为‘以宽仁为心，以洪大为度’。陈夫子也说‘惟精惟一’，不过其意不是不问功利的纯粹道义，而是一心为了公利，此公利便是德也。”
锦衣公子说：“德，亦有所谓的‘昏德’；才亦有所谓的‘昏才’。德才都有好有坏。故霸者虽有‘除乱’‘致治’之功，仍然未可谓之德。且儒家所贬的才，只是血气之属；而从本心仁性中自然流出者，已属此德。如圣人仁智勇备于一身的智勇，乃出于本心仁性的大智大勇，决非才能血气之所为。儒者仿效圣人从自己本心仁性中开掘智勇之源，英雄则脱离修德而向外追逐以增添其计较之智和血气之勇，其间优劣高下一目了然。”
瘦脸长须中年文士说：“不错，有内圣事实上不必有外王，但无内圣则必无外王。霸者无内圣之德，而霸业不是外王。”
白面书生已忍耐不住拍案而起说：“有内圣虽不可必然推出外王，但有外王必可以推出有内圣。霸业即是外王，而霸者自有内圣之德。”
唐雨合见几个本是文质彬彬的人，竟为了口舌之争，弄得面红耳赤，掳拳擦掌，而他们争辩的东西以今人的认知高度和思想层面上看未免有些好笑，不知不觉她就失声笑了起来。
几位文人的眼睛一齐瞪向唐雨合。
“姑娘这是何意思？难道是在讥嘲在下吗？”那白面书生怒目以对。
“姑娘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那国字脸中年文士彬彬有礼地起身向唐雨合施礼。
“不敢。”唐雨合回礼一笑，“我刚才听几位先生高谈阔论，字字珠玑，各有千秋，心下佩服。只是我认为你们的想法虽都各有可取之处但均失之偏颇。”
“还请姑娘指点，究竟偏颇于何处？”那锦衣公子笑脸相问。刚才他背向而坐，唐雨合并未看清他的面目，此刻闻声抬头，见那公子唇朱齿白，龙眉凤目，轻摇折扇，风流潇洒，正是日间所遇的那位锦衣公子。
唐雨合对他也报以一笑。考虑到这些是都是当世的文人才子，她便以文绉绉的口吻说道：“朱熹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辩争论的焦点其实集中在何者是公、何者是义上。初看似乎陈亮强调效果，而朱熹强调动机，但事实上，二人都是内圣外王的统一论者。”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何以见得？”那国字脸中年文士问道。
唐雨合说：“陈亮之所以重视霸者功业，并非仅仅因为效果本身，而是因为霸业合乎公义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合乎公义的霸业是霸者具有的内圣之德的必然结果。朱熹并非不重视效果，只是他要求必须是人心悦服的效果；他直接从动机上否定霸者的用心，意在否定霸者有内圣之德，这与他对霸业的否定性价值判断相一致。”
锦衣公子说：“姑娘的意思在下明白了。你说朱熹大谈用心，是针对霸者功业的负面价值判断为条件的；而陈亮大谈功业，则是针对霸者动机的正面肯定为前提的。是这样吗？”
唐雨合用赞赏的眼光看了看锦衣公子，想不到他领会得这样之快。当下便接着说：“不错，两者真正的分歧，是他们对霸者之心迹的总体价值判断截然相反，也就是一方肯定其心有德、其迹合义，另一方则否定之。有趣的是，支持他们做出不同判断的，却是同一个价值依据，也就是公义标准。”
“姑娘所言甚是。”国脸文士捋须颔首。
“姑娘，我们对公义的不同理解可是表现在义利之辨上。”白面书生却哼了一声。
唐雨合起身走近他们，缓缓地说道：“不错。对陈亮而言，义与不义的区别，只是公与私的不同，而不是义与利的对立。在朱熹看来，彻底的公私之辨，必然要上升到义利之辨。所谓公，有与私相对的公，有不与私相对的公。前者是相对的公，后者是绝对的公。就利益上区分公私，只能外在地分出相对的公私。相对的公私并未能揭示出价值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确立价值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只有立足于绝对的价值，才能从本源处树起价值的至上权威。”
“那依姑娘之见，两家思想谁家更高明一些呢？”锦衣公子笑问。
唐雨合微微一笑说：“这看从哪个角度去对比。朱熹认为道义是公利具有价值合理性的最终依据，也是杜绝私欲拢本塞源的最高原则。只要本着物我一体的廓然大公之心而行，人类普遍利益的实现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但只有在存在与价值合一的理想条件下，道义转化为功利的必然性才能充分实现；而在现实中，必然之理却未必能变成必然之事，因而难免会出现‘得道义而功利不至’的情况。在这种义未必有利而道未必有功的时候，如果没有道义的支撑，公利原则就可能沦为以成败论是非的借口。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朱熹才深斥陈亮为功利论者。”
唐雨合顿了顿又说：“可是你们发现了没有，大宋统治下理学蓬勃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却是积弱不堪。理学的高度繁荣与国势的疲弊的矛盾，这正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陈亮提出的以社会现实为核心，实施各项制度的改革，以促进民生实际利益的普遍增进，进而增强国力收复中原，这方是振兴国家，治理天下之道。从现实的角度看，‘兼济天下’较‘独善其身’要更高一筹，陈亮的学说较朱子理论更具进步意义。”
“这么说，姑娘也是认同陈夫子永康学说，支持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了？我还以为姑娘有什么高见，原来也不过如此。”瘦脸文士脸现不屑之色。
唐雨合摇摇头说：“我说了这只是从现实意义角度来看，陈亮要胜出一分。但从终极关怀角度来讲，陈亮较朱熹的距离就差远了。朱熹的道义立场均出自他对终极问题的高度敏感和深切关怀，没有这种终极关怀，儒家的修养将成为伪善和矫情，而儒家的全部学说将丧失其灵魂。陈亮却把内圣修养仅仅看成是实现外王的手段，修德与做人的全部价值以是否拥有世俗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种以效用标准来衡量人生价值的态度，太过狭隘，并未深入价值的源头。只有价值源头才是终极关怀的对象。所以对于朱熹来说，陈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
瘦脸文士霁颜色喜：“姑娘这话倒深合我心。陈夫子显然不能理解朱夫子的修养工夫和道义立场中透出的那种关切。”
锦衣公子还在琢磨唐雨合刚才那番话，边思忖边点头说：“不错，从‘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处便可看出两人的差异。朱熹体验到的是终极价值随时可能失落的焦虑，是舍道义无以自救的紧迫感；陈亮体验到的则是人心无常的危机，是由内心之自危转向求之事物而安的思想。”
唐雨合补充说：“陈亮对道义境界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超越的高度。他把圣人之德看成是英雄本领的量的扩大与完善，把道义立场降格为有心于得失的功利立场，从而使他在终极层面上难以与朱熹对话。”
锦衣公子说：“在下明白了。姑娘的意思是指陈亮的主观意图是要把霸道提升到王道的高度来予以肯定，但由于他未能深契终极关怀的意境，不免以功利境界来理解道义立场，事实上却把王道降格成了霸道。”
唐雨合击掌赞叹：“这位公子聪慧过人，一点就透。正因为陈亮没有把争论限定在政治层面，而是深陷于内圣外王逻辑中强辩他原本契悟不深的内圣之德，结果难免在与朱熹的交锋中一度陷入被动，以致陈傅良不客气地说他跳踉号呼，拥戈直上，而无修辞之功，还是输自己一着。”
“妙哉！妙哉！”国字脸文士拊掌称绝，“姑娘博学多才，见解深刻，霍某望尘莫及啊。”
那原本对唐雨合颇为轻视的瘦脸文士和白面书生此刻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竖起大拇指。
“过奖，过奖。”唐雨合谦逊了一下，接着说：“可悲的是，无论朱熹还是陈亮，由于无法逾越专制皇权这一根本障碍，他们的现实担当必将落空。”
“那么以姑娘之见，如何才能使儒家思想将现实与理想统一为一体呢？”一直默然不语的白面书生突然问道。
唐雨合沉吟片刻说：“这实行起来很有难度。事实上，只要皇权还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儒家的命运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他们要参与现实政治，就不得不松动甚至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要固守自己的立场，就不得不离开现实政治。在专制制度下，这种矛盾必然不可调和。朱熹在政治迫害中结束了他悲剧性的一生，陈亮则在最后时刻获得了皇帝的垂青。但陈亮的功利之学终究未能得到功利的验证，而朱熹的道义之说却在身后流行。”
唐雨合说到这里，众人无不感慨万分。
唐雨合接着说：“富于戏剧性的是，朱子之学的兴旺，主要不是因为其中的终极关怀本身的崇高，而是因为它有用，这反而证明了陈亮的正确；然而理学一旦成为纯粹实用的政治工具，也就蜕化为利益争夺的华丽包装，乃至堕落为以理杀人的专制利器，从而丧失了其中的深层信仰，这又证明了朱熹的深刻。”
几位文士闻言唏嘘不已，他们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局限于这些理论性的争执上，哪曾想过以结果来论证理论反省自己？唐雨合的一番话正戳中了他们双方共同的痛处。他们无言以对，只能怔怔地出神，像学生一样乖乖地听唐雨合给他们上课，浑然忘了喝酒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