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太学、国子监、书院也算是大学的话，那么中国自然是世界上创办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了。也难怪，创办于北宋初期（公元976年）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及其今天的名称——湖南大学，且一直坚持办学，千余年来从未间断，就常常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曾将1976年作为其建校1000周年的纪念庆典。但问题是，它们并不具备近、现代大学的有关特征，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但它们毕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毕竟是近、现代大学的雏形和始祖、源头。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大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出现的一些著名人物。
如果说太学（国子学、国子监）是国立、官办的“大学”，则书院就是私立、民办的“大学”。
1、公元前135年：太学肇始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也就是“皇家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礼记·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辟雍，相传即西周的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直称太学。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所无法比拟的。清朝段玉裁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两汉太学，始创于西汉，鼎盛于东汉。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即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即可补官），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经考试合格，可补文学掌故、太子舍人等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多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科目逐渐加多。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
博士逐渐加多。汉宣帝时增至12人，新朝王莽当政时又增至50人。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
博士弟子逐渐加多。汉昭帝时增至100人，汉元帝时达1千人，汉成帝时增至3千人，仿孔门弟子。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1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王莽末年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东汉初建，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
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仅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太学声誉日高，从事教授经学成为一种崇高的职业，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
汉章帝则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
汉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
汉顺帝采纳翟酺建议，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重修和扩建，费1年时间，用工徒112000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讲堂长10丈、广2丈（一说3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所招学生开始正式称为太学生。
汉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在汉质帝时猛增至3万多。
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刊正经书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共46枚），作为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树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络绎不绝。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历史学家班固、科学家与文学家张衡等都在太学学习过。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1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即党锢之祸）。熹平元年（公元171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1千余人。
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
班固在《两都赋》中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学习蔚然成风，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先秦夏、商、周三代教育的借鉴，及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先秦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和背景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反思、继承和发扬。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3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佛学均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程颢、程颐兄弟）即出自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对分不开的。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她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2、公元166年、169年：党锢之祸
李膺
郭泰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一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5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入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扩建太学，儒生数量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6位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5人。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朔，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得逃到了洛阳的哥哥家。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啦？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打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与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