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锺翰在燕大求学期间是个穷学生，当时北大的学生大多是穿着蓝布大褂的朴素学生，而燕大里却有很多富家子弟，非常阔气。曾经有个从上海考来的女学生，到燕大报到时竟带来两只大皮箱。大家以为箱子里可能装了许多书，或者是衣服之类。结果后来听说，这两个大皮箱里装的竟然都是皮鞋！这个女生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之女。那时有个男同学追求她，每星期都请她到校园里的“常三饭铺”吃饭。饭铺老板允许该生赊账，这个男同学欠了许多钱，临毕业前就想偷偷逃掉。一次，他假装在洗澡房里洗澡，想趁机从窗户跳出逃走。结果没想到常三就蹲在窗户外面，把他逮了个正着。
从1934年到1937年的几年时间，王锺翰主要靠雅礼中学的奖学金和在燕大的勤工助学所得来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燕大里也有像他一样的穷学生，因为志趣不同，平时绝不与富家子弟混在一起。
王锺翰一生身体都非常健康，这主要得益于对体育的热爱，而这种爱好正是在童年生活中逐渐养成的。
王锺翰说：“我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一个农耕家庭，是兄弟姐妹9人中最淘气的‘小尾巴’，大家都叫我‘满老九’。小时候经常跟着长我六七岁的放牛娃外出，沐浴烈日寒雨，承受了至少五六年大自然的磨炼，使我从小练就了能吃苦耐劳的好身体，直至70岁，我从未进过医院看病。”
进入燕大以后，天性好动的王锺翰有了更好的运动环境。在未名湖畔，天天都能看到青年王锺翰晨跑的身影。夏天，他还会到颐和园的昆明湖里去游泳，一口气可以从排云殿到龙王庙打四五个来回。如此好的身体素质，让同学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运动健将，于是怂恿他参加学校运动会。由于没有得到过正规训练，他对起跑、冲刺以及各种标准泳姿掌握得并不好，竞技成绩当然没有预期的理想。
“让大家失望啦，”谈及这些，王锺翰的口气里多少有些遗憾；可很快，他话锋一转，“侯仁之是我的师哥，当时在学校里，他跑步很厉害，曾经获得过全北京市的第一名。可是现在，”王老流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调皮神情，“他和我一样，只能一步一步挪啦。”
崇敬的几位师长
在燕大求学期间，王锺翰有幸遇见了对他一生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位先生。刚进入燕大时，系里师生加起来才二三十人，虽是小系，却颇有名气。因为这里有洪煨莲、邓之诚、顾颉刚等教授，都是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
洪煨莲先生属于另一派学者。据王锺翰回忆：煨莲师谱名正继，又名业，煨莲乃留美时自取之名。其祖籍福建闽侯，为当地望族，其父长期宦游在外，曾任知县。煨莲师幼承庭训，熟读经史；继而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历时5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燕大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唯以中国史学之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为平生所愿。其具体作法是：首先要建立历史学科的学科规范，并推进科学研究方法之形成；其二是用现代方法编纂引得即索引，形成大型系列工具书，以便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重新分类排列，以资利用；其三是要发现和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史学家。
众所周知，历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研究方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中国史学，在理论框架、学科规范、研究法则等诸多方面显得模糊不清，随意性、主观性有余，严肃性、客观性不足。虽然像清朝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带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也只是在微观角度上于不自觉之中与现代科学研究方式有类似之处而已。从广义上讲，将中国传统史学定义为史料学亦不为过。
洪先生于此状况深引为痛，决心予以更张。煨莲师在攻读研究生时，即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式学术训练。他推崇洛克维尔教授所提倡的史学研究法，并将其归纳为5个“w”的方法。简要言之，史学研究无非是搞清历史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和过程等5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亦可称为“五w”研究法。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皆须沿上述5条线索去追查，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寥寥数语，便揭开了传统史学的神秘面纱，变歧途亡羊为曲径通幽。
接下来便是成立引得编纂处，筹措专项经费，延聘专门人才；针对中国传统检字法繁琐、互歧的现状，于1930年创立“中国字庋撷法”，并先后编辑、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巨册。在此过程中，编纂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编纂程序，即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标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因程序严密，故而使得如此繁杂的工作忙而不乱，井井有条。
最后便是发现并培养一批新型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锺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的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的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
同时，煨莲师认为，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否则，作茧自缚，闭门造车，终究难成大事。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使推荐众弟子先后赴哈佛大学深造成为制度，让他们有机会开阔思路、获取新知。众弟子亦不负师恩，皆刻苦自励；学成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多有建树，成为当代史家阵营中璀璨的群星。就此可以想见，煨莲师虽年方而立，却胸怀宽阔，抱负非凡，立志高远，大有“学术战略家”的气度。
王锺翰又回忆道：“煨莲师乃当时新派人物，身材颀长，风度潇洒；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口衔烟斗，不怒而威。每当初次与某学生谈话，必先英语，语速极快；继而国语，引经据典。辄致闻者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应对。其实，待熟悉之后，便可体会到煨莲师极其平易近人。我因选煨莲师以英文所授诸课程，被其才学所折服。继而出入其门，得教诲尤多。煨莲师亦视我为可造之才，因而垂爱有加。我史学之根柢虽承之于文如师（即邓之诚）；而真正走上清史研究之路，却是受煨莲师指导。本人之处女作《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即是由煨莲师提供史料、启发思路，甚至题目亦是煨莲师所出。待完成后，又推荐至 《大公报》，终使拙文得以发表。这对我建立起研究清史之信心与兴趣，影响极大。”
王锺翰回忆说，1935年秋他升入大学二年级，选修了洪煨莲先生的“历史研究法”和“远东史”两门课。洪先生身材颀长，风度翩翩，讲课时一面吸着烟斗，一面侃侃而谈，听他的课就如同欣赏一位艺术大师的表演。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燕大因此停课2月。在1936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堂“历史研究法”课堂上，王锺翰的心灵经受了一次空前的震动。
记得当时上课铃声响过了几分钟后，洪先生才匆匆走进课堂。他一下子坐在讲桌上，拼命吸着烟斗，一言不发。突然，洪先生拍案而起，愤然说道：“同学们，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读书人要用笔杆子和日本人一争高下！日本人狂得很，说世界汉学的中心从来就不在中国，先是在英国，后来在法国，现在是在日本。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听到这些，学生们才明白，在先生那么潇洒的风度下，竟然蕴藏着如此炽烈的爱国情感。同学们也都愤然不已，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来报效国家。这是王锺翰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堂课。
邓之诚先生乃中国现代史坛令人景仰的大师，以家世显赫、天资绝伦、功力深厚、志趣古雅、气节高尚，堪称一代奇人。他虽文弱书生，然侠肝义但，豪迈不羁。咸有济世之心，抱凌云之志。后来退出政坛，专志于学术。先后受聘于北大与燕大，任历史系教授。其时虽年方不惑，却颇显老成，终年着一袭蓝布长衫，手执黎杖，不苟言笑。学生皆呼之“邓老头”，邓之诚先生亦欣然领受。唯授课之时，从不用讲稿，或慷慨陈词，如数家珍；或奋笔疾书，字有法度。众学生心悦诚服，以听其授课、睹其风采为莫大享受。
王锺翰对邓之诚先生的才学、人品心悦诚服，故而望门投止。邓之诚亦激赏王先生的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邓之诚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王锺翰则刻意模仿邓之诚的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邓之诚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
王锺翰后来回忆说：“文如师时常训诫：‘做人之道首要在诚实，任何情况下皆应讲实话，做学问亦复如此。’我讨教做学问之门径，文如师嘱我：‘有两部书须反复研读，一曰《日知录》，一曰《资治通鉴》。这两部书读好了，你会终生受益。’我当时尚不明此言之道理，久之方悟出个中奥妙。两书共同之处有二：一是经世致用，一是治学严谨。而这两种精神，正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华。于是我便将其作为日后治学之圭臬。文如师嘱我要‘惜墨如金’，方谓自重。我铭记于心。进而仿文如师风格，以文言写作论文。先生稍加润色，虽不敢自夸洗练，但总求字斟句酌，不坠空谈，颇得读者谬爱。饮水思源，皆文如师教诲之功也。”程门立雪之敬、桃李报春之真情溢于言表。
邓之诚在燕大担任“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史”几门课程。第一年，王锺翰主修了邓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但只是在课堂上听讲，并没有获得当面向邓先生问学的机会。后来因为一位湖南老乡的引荐，他才得以上门拜谒仰慕已久的邓先生。邓先生很郑重地告诫他，做人首先要诚实，做学问亦是如此。在王锺翰从事历史学研究的60多年里，他越来越体会到了邓先生的苦心。
王锺翰后来回忆说，他所崇敬的各位师长和学者，尽管他们学问各有专攻、生活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支配他们的学术探索，这种感召力也影响了他。
“饮酒败倭寇”
王锺翰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
1937年，王锺翰还是燕大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给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
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事。
一次，华田要与燕大教职员工斗酒。王锺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10瓶啤酒过后，华田已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锺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一家报纸以“王锺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谈及70年前这件往事，王锺翰绘声绘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在学校读书，不能拿枪打仗，内心很沮丧。有机会煞一煞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虽然行为近乎滑稽，但到底一吐多年心中郁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十几辆卡车开进燕大，抓走了许多抗日学生。可是一连两次也没抓我，不知道是不是华田不好意思再见我了。”
王锺翰用玩笑的口气，轻松地讲述着过去，如同与己无关的故事。但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听者，都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
“平日里我虽好酒，但很少与人拼斗，因为牛饮斗酒乃野人所为，自为儒雅长者不取。”这是王锺翰一直保持的原则——喝酒要有度，不能当酒徒。这种良好的酒德，得益于他在燕大的几位恩师。“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去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锺翰最听邓之诚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1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诉我，在外面喝酒要有度。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其他只字不提。”从那以后，王锺翰同样嗜酒，但是再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生活。
揭开清史的面纱
王锺翰以治清史名世。他24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1937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
他回忆说：“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我的老师洪业先生看了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洪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辨别’。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晓岚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多达100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给《大公报》发表。我记得稿费是27元，算是很高了。我很高兴，就请同学吃一顿。后来，我把文章拿给另一位老师邓之诚看，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
王锺翰选择清史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那时我正读高中，‘九一八’事变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再也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听讲了，很想学古人投笔从戎，但无人引荐，终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后来我决心研究清史，与此时的思想不无关系。”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一派人为给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这就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要加强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就是从那时开始，王锺翰与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王锺翰的清史研究始于燕大。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名师，并形成不囿于成说、在史料基础上不断出新，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读研究生一年级时，由于抗战形势多变，洪业先生担心王锺翰的学业会被战乱所耽搁，建议他尽早完成毕业论文。王锺翰只好将论文内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日夜伏案，终于提前1年赶制了一篇10余万字的论文，但自觉不如意。在答辩会上，洪业先生和其他导师却赞叹不已：“单凭你搜罗的这两摞1米多高的新史料，已经足够获得学士学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