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学生组织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70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919年起的学生运动，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后来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1920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潘光旦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
从1919年起，由于以“五四”为代表的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
【名家小传】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爱国人士。
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同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常委。
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文革”时被抄家、批斗，患重病却得不到任何治疗，坚持回到自己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因没有止痛片、安眠药，遂逐渐停止呼吸。
潘光旦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一生涉猎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学校自由，学生自主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时，同学们在学习上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大家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义，进来一个人就给他发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而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
在开学典礼上发炮的辜鸿铭先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了些人。
冯友兰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因暂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有些则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4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4个学门；冯友兰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他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冯友兰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由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民国已经成立4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冯友兰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4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4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他又说，你们说，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实，他们每坐一次公共汽车就娶个姨太太。”
黄侃教授
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冯友兰也常去听讲。黄侃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冯友兰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
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黄侃也常出题叫学生作诗。有一个本系的学生不会作诗，就叫冯友兰替他作。冯友兰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他抄好送给黄侃；黄也居然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而黄侃仍坚持桐城派古文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冯友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冯友兰回忆说，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次，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那请客。这个学生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就抓住他批评起来，批评越来越多；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说，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就走吧。”
一言不发的陈介石教授
冯友兰回忆说，在当时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介石），他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冯友兰上了1年；到1916年暑假后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逝，同学们都很悲伤。
没有见过《宋元学案》的“宋学”先生
马叙伦（夷初）给哲学门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相片上写了长篇题词。
文科学长夏锡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冯友兰他们班学生对他就有点怀疑了。过了好几天，才发出3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他们班同学一看，就说这不像一个现代的人所说的话。那时候冯友兰当班长，同班的叫他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
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冯友兰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冯友兰回到班里一说，同班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他的讲义只有油印的3页，大家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他的讲义批得体无完肤。冯友兰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回答说是。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
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冯友兰找去，对他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和他辩论。”冯友兰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冯友兰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班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狼狈而去。
引领弟妹进北大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时，同学们在学习上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大家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义，进来一个人就给他发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而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
冯友兰的这种课外学习，却在他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他的妹妹冯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自从冯友兰全家从崇阳回到老家以后，冯沅君就不上学了。冯友兰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哥哥教她。冯友兰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
等到冯友兰第二次暑假回家时，冯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大家都主张叫冯沅君去应考。冯沅君也坚决要去，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意思就是说，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当时的地主家，出嫁一个女儿，陪送嫁妆，是很大一笔花费。母亲在这一方面也很愿意花钱。记得他们姐姐出嫁的时候，陪送的嫁妆就很丰富。
顺便说一下冯友兰家乡那一带的风俗。有钱的人家，是女家花钱，男家可以向女家提出要求；没有钱的人家，是男家花钱，女家可以向男家提出要求。这些不同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的人家，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就是一笔财产。这个女家是凭空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这个劳动力是从小养活、培养出来的，所以有权向男家要彩礼，提要求，以为补偿。而在有钱的人家，嫁女儿到男家，是替女儿找了一个继承财产的机会，男家的产业终归要归他女儿，所以男家觉得有权向女家提要求，讲条件。冯友兰的一个堂嫂——五嫂，回娘家的时候诉说在婆家受委屈，她的父亲就对她说：“你当去接受人家那几顷地是容易的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冯友兰父亲在的时候，已经把冯沅君许婚于了唐河的一个人家，所以冯沅君这时候才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儿女读书的，也就同意了。在当时他们家一带，一个女孩子要进京上学，是一件动人听闻的大事。有人提醒母亲说，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就不同他们商量了。如果商量了他们不同意，事情就更不好办。又有人提醒说，即使不商量，也得去打个招呼。母亲说，既然不商量，也不必打招呼。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后成为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3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时，果然考上了。于是，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