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人们》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唯一一部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的《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在国际世界语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唯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叶君健对武汉大学一往情深。据他儿子回忆，叶君健生前常对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武大的学习情况和那里的优美环境。1970年，他的儿子特地到武大去观访过，也为那里的美景和学府林立而陶醉，还写过一首诗：“东湖珞珈山，学府其间，楚魂湘魄忆多贤，梅雨为我今早落，兴满心间。”
在这样的优美环境里，叶君健师从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如王星拱、陈西滢、方重等，奠定了自己外国文学的学养和进行研究的基础。王星拱时任武大校长，曾经写过一本《科学方法论》，这是我国至今出版的阐述科研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最好的一本书。陈西滢是一位沉醉于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当时面对国内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蹂躏，鲁迅曾批判过他“不问国事”的为学情结。
其时，叶君健作为血气方刚和心灵敏感的青年，一方面师从这些学者学习，同时如饥似渴地了解进步文艺，接触茅盾、孔罗荪等进步人士。他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里，知道了世界语：这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发明的、为世界各民族互相了解、吸取各国语言的合理成分、语法上最合逻辑、表达上最灵活的语言，并很快掌握了这个语言。
他希望世界了解中国，但又不想用另一个国家的自然语言——一时流行于世的拼音、语法不合逻辑的英语来介绍，而世界语正好帮助了他。1937年，他用世界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描述了那时我国贫苦农民、小商人的悲惨生活。同时，他还把鲁迅、丁玲、姚雪垠等人的抗战小说译成世界语，总题目是《新任务》。
师尊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
据叶君健回忆说：上世纪30年代，陈西滢在武大当文学院院长时，而他是武大外国文学系学生，直接上过陈的课——“欧洲小说”。陈西滢不时请班上的同学去他家喝茶、吃点心，主要是“联络情感”。那时，他与夫人凌叔华唯一的女儿——陈小滢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非常活泼，与他们常常在一起逗乐。女作家凌叔华与学生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她不教书，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后来，他们系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以后，叶君健才有时和她见面，在一起聊天。
这位英国教授是个诗人，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属于当时席卷西方文坛的“现代派”。他们的话题围绕着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约翰·莱曼所编的《新作品》，该丛刊在英国文坛产生了影响。英国的一些著名新派诗人和小说家，如戴·路易士、奥登、麦克尼斯、斯本德和易休伍德等人，以及当时活跃在欧洲文坛的一些现代派作家，都在这个丛刊上发表过作品——从l937年起，叶君健也在这个丛刊上发表过作品和翻译文章，直至他l948年准备回国前（叶君健曾长期在英国留学与讲学），最后在那上面发表一篇故事《三兄弟》为止。
这些诗人和小说家，与一般的“现代派”不同。他们大都出自文艺世家，不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就是剑桥的高材生，所以英文都写得很漂亮。他们之所以称为“现代派”，就是因为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摆脱了19世纪的那些框框，在解释现代人的心态和行为方面，运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方法。其实，这也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加上一顶“现代派”的帽子，只不过是便于称谓罢了。
这些作家和诗人，虽然都出身望族，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都感到旧世界在崩溃，人类文明在毁灭，所以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都成了左派，有不少人还参加了共产党，后来还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
那时的中国，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教授到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朱理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并获得通过，终于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克莱伍·贝尔是著名美学家，母亲瓦涅莎是著名画家。凌叔华作为一个画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叶君健那时写些小说，作为自己的英语作文，交给他看，他感到兴趣，因此也和叶君健成了朋友，常与叶君健交谈文学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叶君健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
凌叔华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叶君健对此也受到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他加深了对凌叔华的理解。她是一个极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她作为陈西滢的夫人，叶君健对她的观感这时也为之一变。
“陈西滢教授”——这是鲁迅先生赠予他的一个称号——在叶君健的印象中曾经是个“反动文人”。在叶君健刚刚对文学感到兴趣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极为活跃的30年代初期——鲁迅和这位“教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无情地批驳了他的文学观点。
陈是英国留学生，对英国正统派的文学深为感佩，他的文学价值观可以说已完全英化。他以此来衡量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就认为这种文学“幼稚”，是政治的“应声虫”。他自己虽然不写作品，但在当时高层次的知识界中，他的论点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是当时“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这两个同人组织中，有不少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如徐志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在日本法西斯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大规模“剿共”的时刻，鲁迅对这种“学术思潮”进行抨击，完全是国家民族的需要，而陈西滢就成了一个对象。
叶君健到了武汉大学以后，得知陈西滢是文学院院长，就主观地推测到院属的中文系、外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内容一定也很反动。但是在正式开课、与他正式接触之后，叶君健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课程是当时的教育部定的，教授们也不是他的亲信；他也没有在学校或课堂里，甚至在与同学的谈话中，宣扬他个人的文艺价值观和政见。
最初，叶君健以为他崇尚英国的文化，所以故意保持一种所谓的“英国绅士风度”而不表态。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叶君健才发现他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当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英国大学的现代文学课程只教到乔治·艾略特为止，当代文学根本不能进入大学课堂）的人，更谈不上是战士了。
叶君健于l936年夏天离开武汉大学，不久就去了日本东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西滢和凌叔华了。只有朱理安·贝尔在给他的来信中，还偶尔提起过凌叔华。但到了第二年春天，朱理安·贝尔忽然中途放弃教书的职务，匆匆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久，他就在厄斯古里尔前线牺牲了。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他1936年在武大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次年抗战爆发之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随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1938年武汉失陷以后，叶君健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鲁迅、丁玲、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于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君健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们的作品。
【名家小传】
叶君健（1914—1999），笔名马耳，湖北红安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1933—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即赴日本东京教英文和世界语，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38年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8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后历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全国文联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等职。精通8种语言文字，用中文、英文、世界语写的小说和翻译作品30余部，约400万字。其代表作《山村》于英国出版后，曾在欧洲引起轰动。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闻名全世界，为此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授予他“国旗勋章”。1993年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图书资料、照片及部分实物、手稿等，无偿捐赠给红安县图书馆。1994年经文化部批准，在红安建“叶君健书屋”，著名作家臧克家为书屋题名。
赵瑞蕻与西南联大：物质清苦，精神丰富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在其晚年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期间的苦乐岁月，那些艰辛贫寒但是心怀信念的日子。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离乱弦歌忆旧游》是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的最后一本书。在书中，他深情回忆了西南联大的苦乐岁月，对敌机空袭所记甚详：
1939年4月13日，敌机曾加紧轰炸离昆明300多公里的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1938年4月至8月曾设在该城，赵瑞蕻当时在那里的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因为那里也有飞机场和航空学校，而且离越南边境不远。赵瑞蕻当时曾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反映敌机轰炸昆明及蒙自的情景，抒写了自己的感受，题目叫做《一九四○年春，昆明》；后经沈从文先生看过，发表在沈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两人合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
从1938年夏到1940年秋，他们在昆明经历了很多次空袭。联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们一看见挂灯笼，一听见预行警报，就往城外跑，躲那儿几小时或大半天，有时是早出晚归。大家在松林里、小山边上、土坝上、沟里头，坐着，等着，忍耐着，思索着；聊天、打桥牌，也看书学习，交谈学问。有时师生在一起辩论什么时，争得脸红耳赤。那时生活紧张、狼狈、艰苦，时刻会遇到意外的事。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讲授但丁《神曲》的吴可读先生，有次跑警报，不幸被卡车撞伤，得了破伤风不治去世了。
1940年9月30日，上午大约9点钟，赵瑞蕻和妻子杨苡正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忽然听见外边街道上有人大声叫喊：“挂红灯笼了！又挂上了！……”随即邻家院子里有人开门出来望望，也高声地嚷道：“真的挂红灯笼了，‘预行’啦！日本鬼子又要来炸了！”过了一会儿，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在昆明蓝得可爱的晴空里震荡着。于是，他俩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带点吃的和喝的，还有几本书，关好门窗，离开自己安顿好才1个多月的新居，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