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风是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里，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钱钟书住在二楼左翼一侧的宿舍里。他的同乡曹觐虞，则住在常风房间对面的宿舍里。他常从楼上下来，到常风对面房间里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常风的宿舍里串门。因为他们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钱钟书常来和常风一块去食堂吃饭。
常风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钱钟书来了以后，很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常风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常风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常风的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常风一块去食堂，饭后他们一块去校园里散步。常风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要进城去会女朋友。钱钟书就把被子抱了过来，与常风抵足而眠，他俩常常彻夜长谈。
钱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与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了他父亲钱老伯赠送给常风的一本书——《韩愈志》。常风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常风寄过几本书。
钱钟书这个人的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常风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常风也并不跟他较真。
后来，常风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了。钱钟书就搬下楼来，与他的老乡同一宿舍住下来。常风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与杨绛交往、定婚
1931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钱钟书未来的妻子杨季康（杨绛）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他们班的课。
钱钟书班上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可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钱钟书告诉常风，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转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他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杨绛在《记钱钱钟书与<围城>》中，回忆她在清华园初见钱钟书的场景：“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曾选过温源宁教的“19世纪英国浪漫诗”。因为她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并且对英国文学的底子不够，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交了白卷。温源宁知道钱钟书属意杨绛，就在私下里劝钱钟书：“prettygirl（漂亮姑娘）往往没有头脑，杨的考卷很糟糕，不及格的。”
杨绛和钱钟书正恋爱时，两个人鸿雁传书，甚欢。一日，杨绛的回信，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擅自拆开了，因见文中有语云“吾二人情投意合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欢喜为善”。钱基博大喜：“这真是个聪敏人！这个儿媳妇我家要定了！”当即写信给杨绛，夸奖了她一番；尔后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杨绛。不久，杨绛和钱钟书真的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给定了。
“舌战九儒”
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都专程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每次开会回来后，他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据常风回忆，“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钱钟书一人。”
钱钟书搬到曹觐虞的房间后，常风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已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都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他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常风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钱钟书常和常风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钱钟书约常风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常风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也是满肚子学问的人，可是他见了钱钟书，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到清华可惜了，应该到牛津的！”叶先生当时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他们在清华4年中，常来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在大学第二年第二学期，他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常风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到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和常风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他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年级时还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去教中文。钱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常风看。他没说什么，常风也没问；因为常风不相信这种传说。钱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教授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常风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钱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钱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的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了。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数十年过去后，钱钟书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真的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了，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三剑客”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自己与钱钟书、常风3个人在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也是他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据常风回忆：
钱钟书和他除了在学校散步之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他们一块去逛颐和园。他们3个人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钱钟书和常风都没骑过毛驴，就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他们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他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他们还想去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了香山。
三人在香山一带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大家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2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2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他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
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他们3个人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
【名家小传】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作家。
钱锺书10岁入东林小学，后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29年9月，19岁的他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2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回国，被清华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中、香港大学：中学展才，港大辍笔
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圣玛利亚女校也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
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都是在圣校期间发表的。而
在香港大学求学的3年，她却“真的发奋用功了”。其代价竟然是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3年却是空白……
在圣校度过少女时代
从1931年秋11岁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初一，到1937年夏17岁时高三毕业，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度过了她的6年少女时代。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其1年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尽管如此，许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仍以能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该校为荣。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嫁入豪门，当大使夫人，也成了不少圣校（校内师生对该校的简称）学生憧憬的目标。
然而，张爱玲却算是其中的异类。由于与离异的父母感情不和，她很少回家。家庭变故，亲情冷漠，给学生时代的张爱玲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她在学校里沉默寡言，不交友、不合群，生活懒散，衣饰也不入时，而且还常忘带课本、忘交作业，在课堂上偷偷速写教师卡通肖像——但这一切，难掩她日益显现的文学才气。当同学们还只会按老师的命题，将几百字敷衍成呆板的准八股时，她就以一篇感情真挚、词藻瑰丽的自由命题文章《看云》，受到老师的极力赞誉。
在圣校1932年第12期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12岁的张爱玲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足可以做她的“天才梦”了。
此后，张爱玲又陆续在《凤藻》上发表了散文处女作《迟暮》、《秋雨》，评论《论卡通画之前途》及用英文创作的散文《牧羊者素描》、《心愿》等。她还在圣校学生社团——“国光社”举办的刊物《国光》上，发表了农村题材的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及4篇评论和2首打油诗。值得称道的是，在《霸王别姬》中，她已尝试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手法交融在一起；其成熟的技巧令国文老师也甚感吃惊，乃至公开在课堂上赞扬它可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媲美。
张爱玲的文名逐渐在校园内流传开来，教员在休息室里也常议论她。老师要她担任学校年刊《凤藻》编辑，被她推脱了。
圣玛利亚女校把“非梧桐不栖，非醴不饮”的凤作为学校标志，校刊也取名为《凤藻》。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数十本《凤藻》内，人们依然可以觅见圣玛利亚女校当年静穆、恬美的校园风貌，也可以见到张爱玲蕴含灵气的一篇篇中英文习作，以及毕业留念时她为全班同学绘制的30多幅真人头像加卡通身段的肖像画和英文签名“Ailing”。
张爱玲在一篇发表于《凤藻》上的英文习作《心愿》中，发出了这样的宏言：“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考入香港大学文学系
1938年，在困境中终于长成大姑娘的张爱玲，再次接受了命运的考验。她虽然考取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而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时来运转，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
（不久，《西风》月刊发表了她的散文力作《我的天才梦》。1940年4月16日，《西风》月刊3周年征文揭晓，此文获名誉奖第3名。）
同年，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作家西岭雪在《西望张爱玲》中，曾经描述过张爱玲当时的情状：
“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张爱玲好不容易才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了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
李开第此前同张爱玲母亲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眼中的张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在香港求学的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