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出生于地方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次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此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其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1923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据推测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乔冠华：“哲学才子”走上革命路
他在求学期间被视为“哲学才子”，备受老师们的宠爱。他担任过新中国首位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他文采飞扬、倜傥豪放，以个人魅力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乔冠华的名字，永远和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无数重要时刻交相辉映。
到日本研读康德
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乔冠华一时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直到他遇到以前的日文老师钱稻孙教授，钱教授建议他留学日本。乔冠华的内心深处也很想去看一看，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但是，出国留学的这笔昂贵费用，家里实难承受，他一直没有考虑过出国。钱教授很欣赏这个优秀的学生，便建议他通过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自己则亲自与教育部交涉，终于帮乔冠华获取了公费留日的名额。这才使乔冠华圆了赴日留学深造的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
东京帝国大学，是享誉日本的一流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环境优美；尤其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颇引起乔冠华的好感。由于他在清华时的成绩优异，免试直接成为帝国大学的研究生。
乔冠华在这里认真而广泛地阅读着各类经典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只要能索猎到的，他无一不读。一部作品读完之后，他总要熄灯静坐，闭目沉思。乔冠华的日语，在国内时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了日本，经过一段时期，日语更加流利了。他可以娴熟地阅读各种日文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无所不读。
不过，他比较喜欢读康德的书，所以选修了桑默教授的课，对康德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开始进行深、系统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桑默教授给了他学业上不少的帮助。他还迷上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那些名著中所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吸引了他。特别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读的是英文版，作品给他的影响很深，每每读得废寝忘食。
打工与翻译
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很多，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路费相对便宜得多。乔冠华找了一家“学旅”（即学生公寓，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给外国留学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大红门，租费较便宜，是与邵鸿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侄子辈）合租的。
刚到日本，乔冠华最不习惯的是日本的饭菜，只好常到外面就餐。附近有一家食堂，供应的客饭比较可口，他常去那儿。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也时时聚在那儿。乔冠华觉得，一个人出门在外，互相之间交流信息很重要。
由于教育部的补贴和家里的资助很有限，除了读书，乔冠华还经常勤工俭学，以补充学费及日常开销的不足。开始，乔冠华还临时做家庭教师来挣些学费。他经常上完课后，就赶往东京郊外的一个富商家里，为他的两个男孩辅导功课。这两个小孩十分调皮，听课时常开小差、做小动作，乔冠华不得不以极大的耐心，教他们语文与数学。
他后来考虑，翻译一点东西到国内出版，这样可以赚取一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留学费用。他便放弃了家教，集中精力，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山本申太郎、玲林异太郎等日本左翼文化界较有影响人物的进步作品。其中，山本申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他在1934年就开始动手翻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才把书翻译好。完稿后寄往上海的一家书社企望出版。但寄出后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不仅没有出版，最后连书稿也不知下落了。
拜访郭沫若
乔冠华早在中学时代就一直崇拜郭沫若，常为他的作品而倾倒。恰好因国内大革命失败，郭沫若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此时正避居日本。乔冠华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激动，于是决定去拜访自己的偶像。在东京，他打听到了郭沫若的地址，便前去拜访。
郭沫若和夫人安娜住在东京近郊的千叶县。一踏入郭沫若的小院，一股闲适、雅致的气息扑面即而来。院落旁边有五六间平房，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的空地里种植着鲜花和蔬菜，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辣椒，荷花和蕃茄互为邻里，正中还有一簇艳丽的牡丹。
郭沫若走出客厅相迎，两人亲切地握起手来，一起步入客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21岁，然而却有着一见如故的亲切。乔冠华谈了他当年读《女神》、读《创造》杂志的心境，谈了他对郭沫若诗歌、散文、考古论著的体会。郭沫若谈了自己在日本的种种感受，夸赞乔冠华年轻有为，问起乔冠华学习的情况，鼓励他多读书多翻译，勤思考善分析。
谈话持续了2个小时依然意犹未尽，郭沫若建议乔冠华到东洋文库去走走。乔冠华告辞时，天色已经不早了。郭沫若紧握着乔冠华的手说：“冠华，你才思敏捷、见解独到，实在是旷世奇才呀！”乔冠华连忙说：“先生过奖了，先生今天下午的一席谈话，后生终身难忘。”
结识日共，被遣回国
早在中学时代，乔冠华就是一个积极的先进学生，甚至多次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在清华期间，他更是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与不少共产党员关系密切。
1934年春，乔冠华在东京结识了日本共产党员三浦。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师生中，日共秘密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作为该组织中重要成员之一的三浦，与乔冠华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讨论国际时事。乔冠华还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宣传活动。
1935年春，有一次三浦约乔冠华去郊外见面。乔冠华去了约定的地点，他装着观赏樱花的样子，没有等到三浦，却被两个便衣警察抓住了。原来，警察局已把三浦逮捕了，得知乔冠华与他关系很好，因而也对乔冠华产生了怀疑。
乔冠华被捕以后，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警察到他的住所进行搜查。在他每天看的一堆《朝日新闻》报纸里，搜到一份日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于是，警察又来提审乔冠华，追查乔冠华与三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乔冠华的巧妙周旋下，日本警方始终也没有调查出什么问题。
此时，乔冠华在日本的好友，如东京的钟正文、青年会的林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们，听说乔冠华被逮捕、关押了，十分焦急。他们想方设法试图援救，但日本当局拒绝释放。一段时间之后，日方没有审问出什么，但仍认定乔冠华是危险分子，遂决定将他驱逐出境。日方派人押送乔冠华上船。
离开日本时，乔冠华的许多同学与朋友来为他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他们一面安慰乔冠华，一面向他赠送纪念品，为他的半途回国感到惋惜伤感。乔冠华心里也是依依不舍，噙着热泪，向这些在日本的朋友挥手告别。
来到哲学故乡——德国
被遣返回国以后，乔冠华怕父母担心难过，没敢回家，在老师的帮助下暂时回到了自己母校。他很忧虑自己的未来，偶尔听到中德有个留学生交流计划，也许是自己的一个机会。于是，他决定找恩师金岳霖先生打听一下。原来，在此年（1935年）假期，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路费、制装费自理，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这一计划就从当年实行。德方给清华的哲学系只有1个名额，金岳霖鼓励乔冠华提出申请，攻读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位。在金岳霖等教授的推荐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的支持下，乔冠华的申请被批准了。
乔冠华辗转来到德国首都柏林，与自己的校友季羡林一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德语。他们不像很多来混文凭的中国学生一样整日无所事事，而是常常一起学习读书，谈论人生理想。两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他们补习德语的课程结束以后，乔冠华选择了哲学界享有声望的图宾根大学，季羡林则去了哥廷根大学。
乔冠华在哲学的国度里认真地学习着。然而，国内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访问，来到德国。心系祖国的乔冠华，在听过杨虎城将军的演讲后，再也无法专心学习了。他匆忙赶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还没有等到审核论文的结果，就匆忙回国了。在他的论文通过时，乔冠华已经在国内参加革命了。
【大师小传】
乔冠华（1913—1983），新中国著名外交家。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人。曾用笔名“乔木”，与胡乔木并称南北“二乔”。
乔冠华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1935年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193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时期，乔冠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1976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卒于1983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