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1999）
Homohominilupus．
（人对人是狼。）
——普罗图斯《阿申纳尼亚》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他差不多就逃脱了。塞尔维亚人开始射击的时候，他挣脱，逃跑，第一粒子弹击中左腿的时候，他已经跑进一处灌木丛。子弹一定没有打到骨头，因为他还能继续跑动，先顺着一个种秣草地的边缘跑，之后钻进另一片胭脂栎和洋槐林。那里有一条干涸的河床，他也许蹲在阴影里，听到机关枪发出一阵阵的哒哒声，心里在思考着逃跑的路线。那片灌木丛沿着种秣草地一直爬到山上，跟一片松树连着，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全都是树木和旷野，直通阿尔巴尼亚边境。跑到那边的机会不太大，他自己一定也明白。
他用外衣扎住腿上的伤口，然后等着。也许他伤得太重，不能再往前跑了，也许他不敢再跑了，因为塞尔维亚人已经到了种秣草地的边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反正他们终于发现了他，开枪打中他的胸部，他向后倒在河床上。打死他的人脱掉了他的鞋，而且，几个月之后，也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另一位阿尔巴尼亚人把他的皮带扣取下来，交给了亚柯维的官方。那是他身上惟一有特征的东西，存在有人会认出他来的机会。
6月下旬，我见到过那个死人，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塞尔维亚人手中接管科索沃的两个星期之后。当时天很热，我和摄影师站在那里凝视他的尸体，就在他当时想躲进去的同一片树影斑驳的树阴处。他的头盖骨已经打开，他的下颚骨也在靠边一点的地方。外衣仍旧扎在腿上。走进那片树林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的死相也并非特别难看。他是两个月前被打死的，4月27日中午，他看上去与其说像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翻倒的衣帽架，上面挂着蓝色牛仔裤和一件廉价的皮外套。带我们去那里的年轻人靠在牧羊人手杖上告诉我们说，死者20岁出头，也许是附近村庄里的人。塞尔维亚人横扫了从朱尼克到亚柯维之间的整个山谷，报复科索沃解放军的一次攻击行动，在过去两年中，科索沃解放军一直在为科索沃的独立而斗争。塞尔维亚人把五六个村庄里的男子抓到后，带到梅亚外面的一片野地里枪杀了。之后，他们半夜又来掩埋死者。有几个人不见了。
牧羊人说自己叫巴什基姆，他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小伙子，长着小束的山羊胡子，笑起来很害羞的样子，但脸上总挂着微笑。“他们是早晨5点来的，没有开枪，只是喊叫着，”巴什基姆说，“他们让200人躺在一个肥堆上，把玉米壳堆在上面，之后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点上火……他们是从亚柯维来的民兵。一律都穿着绿色的迷彩服，还戴着黑色的滑雪眼罩。其中一个人叫斯塔里，所有妇女都看见他。她们在离这里约5公里的吉普赛路上认出他来。”
梅亚是一条土路边上用瓦片做屋顶的一长串农舍，那条土路就在很宽的一个农耕河谷地带的中央。小麦和种秣草地后面是灌木丛覆盖的小山，再后就是柯里尼克山区了，就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上。巴什基姆之所以能够从山谷围剿中逃出来，是因为他住在一处跟大家隔开的房子里，塞尔维亚人忘了到他住的房子里去搜人。讲述故事的时候，他看来没有被大屠杀吓倒，哪怕他自己差点被抓住，哪怕他已经看到脚下的尸体。他只是不停地笑，还抽着我们给他的美国香烟。大约20分钟之后，他带领我们回到炎热的阳光曝晒下的种秣草地和那些男子被枪杀的肥堆。草里面有一条人腿，之后又发现一条，水沟里面还有更多。那些腿很难分辨出来。有一把旧雨伞插在肥堆里。“为什么伞会在这里？”我问。
“是在其中一具尸体旁边找到的，”巴什基姆说，“也许会有人认出伞来，因此而知道他是谁。”
科索沃西南部最野蛮的暴力行动是在3月24日晚上开始的，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喷气飞机从头顶飞过，前往轰炸塞尔维亚的指挥与控制目标。几小时之内，塞尔维亚特别警察、士兵和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兵组织开进亚柯维附近的街道，他们到处放火，当地人称为蝴蝶飞，点着了那座城里属于阿尔巴尼亚人的一部分房子和店铺。房子烧完以后，塞尔维亚人就用推土机推倒房子，之后利用吉普赛人清除街上的瓦砾，便于坦克通过。任何站在附近观看的人都会被打死。
科索沃解放军除了躲进深山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要等塞尔维亚人干完。在两年多的战斗中，科索沃解放军从来都没有赢过一场战斗，也没有长时间占据一座城池，但是，他们倒是明白如何打埋伏。4月中旬，就在梅亚村外，科索沃解放军打了一场埋伏仗，让山谷里面的塞尔维亚人气得发疯。
他们的目标是塞尔维亚人的一名指挥官，名叫米诺丁·普拉索维奇，当地阿尔巴尼亚人特别憎恶他。大约一个星期前，普拉索维奇开车经过梅亚村，警告居民说，他回头要收缴村里所有的武器，如果村里没有武器交出来，他将把房子全部烧毁。他说话算话，开着砖红色的奥迪车回来的时候，带了整整一车警察。他们开车从村里经过，朝空中开枪，又转回来，结果中了科索沃解放军的埋伏。第一枚火箭弹打掉了车后门。车里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下普拉索维奇还活着，他从座椅上逃了出去，并在公路边上还击。战斗几秒钟内就结束了。科索沃解放军从藏身之地向他开枪，打死了他，之后逃进村庄上面的深山。
很快就有报复到来，而且难以平息。根据当地人说，4月27日天还没有亮，驻扎在朱尼克的很大一拨南斯拉夫军队开始从谷地向东移动，把男子从家里抓出来推上卡车。“滚到阿尔巴尼亚去！”他们带着犯人开车进入下一个村庄之前，对妇女这样怒吼。到达梅亚的时候，他们已经捉到约300名男子。常规部队在村庄周围布岗，民兵和准军事人员在房子里搜索，把最后一批村民抓出来推到公路上。在这些人的周围是一片田地，他们终生都在这里流血流汗，抬起头来，他们可以看到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崇敬的高山。大约在中午，第一批人被带到肥堆上，枪杀后盖上玉米壳烧掉。几分钟后，约70人的一批人被迫分成整齐的三排匍匐在地，之后用机关枪扫射后背。其余的人约有35名，他们被带到了亚维柯公路边的一个农舍里，推进其中一间房屋后，通过窗户进行近距离平射。之后，执行枪杀的民兵走进房屋里面，朝他们头部开枪，然后把房子烧毁。他们唱着歌离开。
根据保守估计，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至少枪杀了1万人。有太多的尸体，人类和动物的尸体躺在乡村里，大部分水源都污染了。在科索沃的某些地方，没有一个村庄幸免于难，在某些村子里，没有一幢房屋是站立着的。在德甘尼地区，在调查过的44座村庄里，有39座村庄的水井里扔有尸体。北约坦克于6月12日开进科索沃的时候，他们发现毁坏的程度是二战以来欧洲不曾见过的。
第一次大屠杀发生于1998年3月，当时，塞尔维亚军队包围了普雷卡茨村，杀死了58名平民，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那次屠杀是为报复几个星期前科索沃解放军与塞尔维亚警察之间的一次枪战，而且成为两支部队之间可怕的共生现象的开始。科索沃解放军每发动一次游击战，塞尔维亚部队就毁灭掉最近的村子，并尽可能多地杀死村民。塞尔维亚部队每在村庄里进行一次屠杀，更多悲伤的幸存者就会去参加科索沃解放军。“塞尔维亚人每进行一次屠杀，我们都会得到20多名新兵。”科索沃解放军的一位指挥官告诉我的一位记者朋友说，那是北约轰炸开始之前的几个星期。
从道德上讲，伏击塞尔维亚部队与有意挑衅塞尔维亚人去屠杀平民之间，两者只有极小的差别，但是，这个战略还是管用的。3月24日晚8点，北约战机打击塞尔维亚纵深地区的目标。两个月后，5月24日，正当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第一个简要的和平协议在进行之中的时候，海牙战争罪行特别法庭指控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和4名其他政府及军方的领导人。起诉书依据的是目击证人对1999年1月和4月之间发生在拉卡克、库鲁什埃梅赫德、库鲁什埃伏格尔、贝拉塞卡、伊兹比卡和帕达里什特村的大屠杀的叙述，起诉书还逐一列出了340名被枪杀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北约到达普里斯迪纳的几天之内，由北约许多国家派员组成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就开始在起诉书中提到的集体坟墓里翻找材料，收集证据。
米洛舍维奇及其同事被起诉的罪名，是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确定的，《日内瓦公约》是二战结束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的直接成果。1945年5月7日，德国人投降以后，盟军突然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个问题：他们关押了一批发动战争的纳粹官员，那场战争造成近5000万人死亡。许多死者是在集中营里被消除的，所以问题在于：对于执行了这种大屠杀的那些人来说，应该适用什么样的制裁呢？英国人最初建议，那一百多名德国要犯应该简单地押到林子中枪毙掉（约瑟夫·斯大林支持这个想法，他以玩笑口吻——也许不是开玩笑——建议将人犯数字提高到5万）。不过最后，法定诉讼程序的观点占了上风，将对被告进行审判。“而在他们权重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审判。”美国主起诉人罗伯特·杰克森说。审判将公开和平等地进行，使用英语和德语，被告将有律师辩护，律师将传唤自己的证人，并盘问其他人。
尽管审判进行得很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内在的问题。首先，根据定义——它是胜利者的正义——并没有人提出胜利者将接受与被征服者同样的详细审查。例如，苏联人于1939年侵入波兰东部，屠杀了数千波兰军官，并将他们的尸体埋葬在卡廷森林里。盟军曾用燃烧弹轰炸德累斯顿，致使数十万平民丧命。美国人曾对东京进行燃烧弹袭击，之后还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些都是针对平民的直接攻击，因此也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但是，这些行为却永远也不会在纽伦堡登入备审案件目录表。
其次，除开其他罪名外，纳粹还被起诉犯了反人类罪，包括政府针对其国民所犯的罪行。在二战初期，这条法律并不存在，而且因为大屠杀根据德国法律是完全合法的，从技术上讲，犯罪者并没有犯下罪行。以追溯既往的方式起诉他们是不合法的，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发展成为司法上的室内游戏，现实在于，纽伦堡审判跟战时的事情一样是公平的。在接受审判的22名纳粹领导人当中，12名被判处绞刑——包括赫尔曼·戈林元帅，他在行刑前吞下氰化药丸。另有7人被判处长期监禁，3名无罪开释。3年过后，这次审判中使用的法律原则在种族灭绝大会上形成《日内瓦公约》中的4项。加上1977年的附加协定后，这些公约形成今天的国际战争罪行审判的基础。由于这些公约植根于称为惯例的国际法，那是从几个世纪以来的常规判决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对于没有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也有约束力。换句话说，个人不能使自己排除在惯例法的约束之外，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5月27日，在海牙宣布被起诉的南斯拉夫总统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总统米兰·米卢蒂诺维奇、副总理尼可拉·塞恩诺维奇、参谋长德拉哥尔朱布·奥吉丹尼奇和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弗拉吉柯·斯托吉尔柯维奇被控犯有3条罪状，即反人类罪、违反战争法及战争惯例罪。逮捕证的副本送达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以及南斯拉夫司法部。联合国成员国接到冻结被告资产的要求。起诉书的宣布被推迟到国际机构的代表安全离开前南斯拉夫以后，并且目击证人只有当被告被逮捕后才能公开身份。之后，他们才能合适地得到保护，免于威胁和恐吓。
在上述3项罪名中，违反战争法和战争惯例罪是较古老和更传统的罪名，它的目的是要调和人类的苦难与军队击败敌方的需要。虽然对战时行为的限制远溯至古代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法律，但是，欧洲的第一例在民事法庭进行的审判，还是迟至15世纪晚期方才出现，当时，一名叫彼德·冯·哈根巴赫的奥地利贵族，因为指挥了一场凶残的暴行而被判处死刑。150年后，一名荷兰律师雨果·格罗迪亚斯撰写了《战争与和平法》一书，被认为是现代人道主义法律的基础。“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我都观察到缺少跟战争相关的限制，这是连蛮族都会引以为耻的，”格罗迪亚斯写道，“必须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人既不能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允许的，也不能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
现代的战争法及战争惯例是格罗迪亚斯著作的直接产物。从本质上讲，这些法律都确认，死亡和痛苦是武装冲突中不可避免的，但是，故意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却是一种犯罪行为，可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如果轰炸军事基地，碰巧把平民炸死，那你并没有犯战争罪。如果故意针对城市和乡镇进行轰炸，那就是在犯战争罪了。杀死囚犯、平民或人质都是战争罪行，强制平民、驱逐平民、抢劫、肆意破坏和“大规模毁灭行为都不能因军事必要而解释为正当的”。
自然，能够和不能够因军事必要而解释为正当的，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比例定律。导致平民伤亡的军事攻击行为，即“附带损害”，只有在军事利益大于由人类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才是可接受的。类似的一个概念也适用于武器。无论你杀死多少人，在战斗中使用机关枪并不是战争罪行，因为这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它只是以恐吓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任务。另外一方面，开花弹却会使步兵肢体伤残，而不能够传递任何一种额外的利益给对方，因此而为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所禁止。受伤的士兵一般会在被击中后解除自身的义务。没有必要使用开花弹而使对他的伤害达到最大程度。
尽管这些原则有一种可爱的逻辑在里面，但是，战争仍然是一件无秩序的事情，因此总是让政府无法通过立法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如此，非常明显的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部队违反了法典中差不多所有法律条文。另外，他们的违反行为是在极其庞大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完全有资格构成反人类罪，这也就是说，它们代表针对某一特别人口而进行的广泛和有系统的灭绝活动。屠杀非参战人员——数不清的部队都曾干过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军队——这根本就是一种战争罪行。企图把整整一族的人群赶离自己的国家，这是反人类罪行。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作所为是一项反人类罪行，正如美国针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清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