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奎亚，1995）
风声甚紧，最后一个活着的叉鱼者醒了过来。风已经刮了两个星期了，皮鞭一样抽打着，大海露出狰狞的面孔，封堵了任何一丁点驾船出海的机会。这是东北信风，强烈但稳定，欧洲的奴隶船就是顶着这样的信风开到新世界的，它们跨越大西洋，把1，500万非洲人带到新世界。在黎明前的阴暗天色中，其中一个非洲人的后裔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希望风能够马上停下来。
此人名叫阿斯尼尔·奥利维亚，身高6英尺，74岁，腰板硬挺，跟码头上的拴缆柱一样结实。他头发灰白，柱状立起，浅浅的胡须让人想起一战时的法国军官。他的左腿上有一条绳索勒出的伤疤，一直勒进骨头。眼睛因为年龄而充血，太阳光一照更是明显，他正看着我肩上略高的一个点，那是500英里开外的一个点。在他起居室的角落里，有一块20磅重的掷铁，上面带有樟木制作的木柄。
奥利维亚从房间走出来，希望看到天色放晴。百叶窗在发出巨响。这是干旱季节，稍微下一点雨，山上便会盖满蒲艾花，看上去好像刚刚下过一场雪。衬衣搭在房前灌木上晾晒，一对驼背鲸颚骨形成一个通道，整个世界就在这个通道的外面，那是7平方英里的一个火山岛，在陡削的岩壁处沉入青绿色的大海。这里是贝奎亚，是构成南加勒比海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的32座岛屿中的一座。友谊湾向东边弯曲，用推土机将珊瑚礁推平而新建起来的一处机场就在岛的西头。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和巡航旅游船只来到贝奎亚，飞机低低地盘旋，灯火不息的船只差不多每晚都停靠在海湾里。但此时，这些事情对奥利维亚来说根本没有关系。他赤脚站在热带的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水道上一处小小的波纹。用望远镜一看，原来是一条小木船，正在费力地朝穆斯迪克岛划去。它出现了，消失了，又在一个巨大的绿色巨浪后再次出现。
“贝奎亚人，他们都挺勇敢。”他说，一边摇着自己的头。他讲话用的方言听上去像用爱尔兰土音讲出来的法语。“他们极勇敢。”
奥利维亚坐在他27英尺长的木帆船里捕捞鲸鱼，他那条帆船叫“怀阿斯克”。就他自己而论，他用鱼叉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保留了鱼叉很长时间，教会一个年轻人用鱼叉，他就是43岁的阿诺德·夏泽尔。否则，使用鱼叉的传统就会跟他一起进坟墓，而这个传统又是老式的美国捕鲸业中最后的遗留物。出海追逐鲸鱼的时候，奥利维亚和他船上的5名水手从友谊湾的大浪中划出海，之后拉起船帆，让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滑到鲸鱼身旁。奥利维亚站在船头，朝比自己的体重大出500倍的那头动物的腰窝投下鱼叉。他曾被撞得失去知觉，曾被鲸鱼拖进海里，被鲸鱼拖伤，拖晕，差不多都快淹死。如果他捕到鲸鱼，贝奎亚的学校会放假，店铺要关门，一共才4，800人的岛上居民，有一大半会赶到捕鲸站观看，帮助他屠宰、清洗和腌制鲸鱼。
“那是给贝奎亚人民带来欢乐的惟一盛事。”鳏夫奥利维亚说，他唯一的儿子却对捕鲸没有兴趣，“我要是叉到鲸鱼了，没有哪家人会留在家里。几年前我退休了，但这个岛上缺少鲸鱼，因此我又重新出山。现在我训练夏泽尔。要是不捕鲸鱼了，我跟大海的事儿也就玩完了。”
捕到鲸鱼后，会用摩托艇将它拖到一处没有人的礁岩上，叫小尼维斯岛。之后，再用绞盘绞到沙滩上。那个绞盘是个生了锈的老古董，用手工作动力，用螺栓拴在基岩上。屠宰重40吨的动物是相当费力和血腥的事情，而且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都在大加谴责。只要肯帮忙，捕鲸者会赠送双手抱不完的新鲜鲸鱼。一部分鲸肉当场就在海滩上煮熟（味道尝起来像半熟的烤牛肉），其余的部分留下来以后吃。巨大的下颚骨以1，000美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旅游观光者，鲸肉和鲸脂在几名水手之间平分。每个人根据合适自己的办法销售掉自己的那一份，或者拿去送人。“愿意卖就卖，愿意送就送。”奥利维亚说。在伊莉莎白港市，鲸肉的价格是两美元一磅。
如果有一个鲸鱼种能够说明普通人心目中的鲸鱼，那也许就是奥利维亚捕到的这种驼背鲸。这些就是观鲸船要看的鲸鱼，也是海洋生物学家想要研究的鲸鱼。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近90％的驼背鲸已经被毁灭，但至少剩余的11，000头驼背鲸每年还会游到北大西洋它们的饲养场度夏，之后在12月份再南下。冬季里，它们交配，产仔，在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里养育后代。等新生儿足够强壮以后——它们每天增长100磅体重——鲸鱼会再次北上。
经过基地设在英国剑桥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批准，奥利维亚每年可以捕捞两头驼背鲸。1986年，一项全球范围的延期命令要求暂停所有商业捕鲸行为，但该命令允许“（加勒比海）土著民族无限期捕捞鲸鱼，捕捞量必须与其文化及营养要求相一致”。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可以捕捞鲸鱼，他们分别在格陵兰岛、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但是，奥利维亚是惟一仍然在使用帆船和手投鱼叉的捕鲸者。这些技术都是100年前在美国佬的捕鲸船上学来的，之后带回贝奎亚，连桨架和马蹄钳栓都没有改动过。
“人来过这里，把一部分历史留下，结果它今天仍然还在。”当地历史学家赫尔曼·贝尔玛说，他就住在离奥利维亚不远的地方。他想在这个岛上建一个捕鲸博物馆。“把麦尔维尔（《白鲸》里的那些家伙带到这里来，放进阿斯尼尔的帆船里，他们会一板一眼地做得很好。”
有一天，天亮的时候，我开车去见奥利维亚。他的房子很小，白灰墙，木头和水泥建筑，靠在一面山坡上，四周有树篱围着。除开鲸鱼颚骨拱门外，它与岛上其他任何一所房子并无明显区别。我从一道小小的木门进去，走过前院，经过一条装有舷外发动机的木船和酒吧高脚凳大小的一根椎骨架。当时是2月中旬，是捕鲸的季节，奥利维亚坐在长凳上看着外面的海峡。我伸出手来，他伸手握了握，但眼睛并没有看我。
按照贝奎亚的标准，奥利维亚算一位名人了。许多人站在他面前问他的过去，但我还是对他的反应有些吃惊。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笑脸，只有那种不动声色的眺望，一个企图辨别出天边一个微小黑点的人特有的表情。有几分钟，我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终于提出一个结果证明十分恰当的问题：“可否看看您的收藏品？”
如果在伊莉莎白港逗留足够长的时间，一定会有个出租车司机上前来主动攀谈：“我带你去见真正的叉鱼手！跟他握手，看他的博物馆！”博物馆是没有的，但奥利维亚在他最大的房间里塞满了炸弹枪、雕刻品和油画。油画是当地一位画家画的，记述了奥利维亚更激动人心的一些战利品。“阿斯尼尔袭击鲸鱼。”一幅油画上写道。谈起他的生活来，奥利维亚慢慢打起了精神，最后他建议我到房后山顶上去见其他的水手。
经过另一栋木头和水泥造的房子，一条小路通往山上。一根裂开的PVC水管将屋顶的积水排走，倾入很大的一个水泥蓄水池，现在差不多都干了。（贝奎亚的每一滴饮水都必须在雨季蓄好。）在小山顶上，有一些被风吹得倒伏的灌木，一处茅草和竹制的遮阳棚，朝南斜对着大海。里面有4个人坐着，向南看着海峡。他们在啃土豆，互相传递着双筒望远镜，嘴里在嚼草梗，看着天色越来越明亮了。远处是链条一样的一串串礁岩，过去曾是一个巨大的火山轮缘，7英里之外就是穆斯迪克岛。如果有顺风，捕鲸者就扬帆去那边寻找鲸鱼。
“你们好啊。阿斯尼尔让我来见各位。”我有点尴尬地自我介绍。
那几个人四处看看。现在报界对捕鲸者大加批评，甚至有人威胁要进行旅游者联合抵制，人人都知道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一位拿着望远镜的长者点头示意我过去。“我们知道你想知道的任何情况，”他说，“可是，没有丹，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丹·夏泽尔跟阿诺德·夏泽尔是远亲，除开奥利维亚以外，他是这几名水手中的高级成员。他是船长，负责按照奥利维亚的命令指挥帆船的行驶事宜。一位名叫尤斯塔斯·基德的年轻人说，他去叫丹和其他几个人，并在佩吉特农场的一个酒吧里跟我会面。佩吉特农场是机场旁边的一片住宅区，捕鲸者都住在那边：东倒西歪的房子、拖在岩石上的一些平底小渔船、树阴下喝朗姆酒的一些男人。岛上大部分男子都靠用网捕鱼谋生。我点头，回头走下山去。奥利维亚还在院子里，看着海峡那边，一边跟邻居一位路过的年轻人在谈话。他们看了我一眼，之后继续谈话。风已经停息，太阳在雷鸣声中极快地沉入赤道带的海洋。
让奥利维亚感到不幸的是，他古老的捕鲸方法并不能使他免于争议。首先，人们知道他是连母带子成对捕杀的，这是国际捕鲸委员会明确禁止的捕捞方法。另外，1986年实行国际延期捕鲸之后，日本人开始给圣文森特和附近的多个岛国数以千万美元计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表面上是要发展当地渔业，但美国环保团体批评说，日本只不过是在收买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投票权。这些怀疑是有足够理由的：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格林纳达都从日本得到大笔资助，这些岛国也一再投票满足日本捕鲸业的利益。
1994年，事情发展到了紧急关头，国际捕鲸委员会提出倡议，要求在环南极洲水域形成一个巨大的鲸鱼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将为鲸鱼提供躲避地，因为随着鲸鱼种群数的增大，全球延期捕捞计划将要到期。基地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国际野生动物联盟在丹·莫拉斯特的领导下，威胁说要组织一个旅游者联合抵制行动，抵制反对该项倡议的任何国家，最后，只有日本投票反对该倡议。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格林纳达投了弃权票，结果南太平洋诸岛保护区倡议得以通过。
但是，就贝奎亚而引发的争议远不止一个投票问题，而是产生了感情上的争议。对于数以千计的环保游说者而言，奥利维亚已经成为一个焦点，对他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浸透着一种象征主义。首先是奥利维亚本人反反复复的行动：1990年，他宣布退休，但一年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坐在船头寻找鲸鱼。这个行动使环保分子很是生气，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见证了贝奎亚岛上最后的捕鲸活动。之后，奥利维亚又想办法要卖掉小尼维斯岛，那是个小捕鲸站，三代以来一直属于奥利维亚家族，这就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了。一位日本商人提出以500万美元收购该捕鲸站，结果引起众怒。当然，奥利维亚本人对驼背鲸总头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莫拉斯特的观点看来更多是概念上的：这笔土地交易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贿赂，旨在鼓励圣文森特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代表投票支持捕鲸业。
与莫拉斯特的观点相反的是，奥利维亚倒是很想退休。他的关节疼痛，他的视力在减退，他是一位老人了。叉鲸鱼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收徒也并非总是容易的事情。多年以前，他训练自己的侄儿安森·奥利维亚叉鲸鱼，但安森手没沾血就开始单干起来。现在，他在造自己的捕鲸船，而奥利维亚担心，安森会把他全部的水手害死在海里。因此，今年，奥利维亚再试一次，收下阿诺尔德·夏泽尔为徒。夏泽尔的曾祖父曾当过奥利维亚曾祖父的水手，而现在，事过百年之后，这种关系传承下来。由于没有鲸鱼可供练习，夏泽尔只是时不时到奥利维亚家里转转，听一些古老的故事，吸取一些民俗罢了。
夏泽尔捕到第一条鲸鱼后，奥利维亚就准备退休。反捕鲸社团将拥有一张新面孔来挂上他们的恶棍面罩。
跟奥利维亚和他的水手们见过面不久，我开车去了佩吉特农场，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坐上他们的捕鲸船出海。一路上，我经过了一个新鱼市，是日本政府支付的费用，是一揽子共达6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日本人的说法，这是个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标志，表示他们对贝奎亚渔民的友爱之情。过了鱼市后，我转道开上一条狭窄的水泥公路，那条路通向极陡的一个山坡。公路的一端是天空，另一端是大海。约定的酒吧是一栋一层的水泥建筑，在半山坡上。我停下车，在车轮底下垫上楔子，之后漫步走进酒吧。酒吧里外一样清洁简朴：一个粗糙的木制柜台，五六把椅子，没有桌子，很大一座电扇。墙面是绿松石色的，使整个屋子呈现一种凉爽的珊瑚礁光色。一张已经撕破的“拯救鲸鱼”宣传招贴挂在一面墙上，一位大个子妇女打开柜台后面的软饮料。5名男子坐在屋子最里面。他们穿T恤衫和布袋样的裤子，其中一个手上还拿把刀子。船长丹很害羞，不肯讲话，只是朝外看着暑热中的天空。阿诺德·夏泽尔笑着跟我打招呼，开始了他的宣传工作。
“在贝奎亚，我们并不像你们在美国那样有很多机会，”他开始说了，“我们在海上长大，也靠海吃饭。哪怕在接下来的10年里捕不到一条鲸鱼，只是继续捕捞下去也是好的。仅仅为了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日本人和挪威人，他们捕起鲸鱼来成千上万头，而那些人完全可以去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他们有石油，他们有很大的工业，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要捕下去。”他暂停一阵子，“你知道，我们可以把船开出海，我们可以跟你谈话，你也可以拍照，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整天的活儿啊。我们需要有所回报。”
走运的是，事前我已经得到提示。这是一种旅游经济——阳光、海水、沙滩，一切都是供销售用的——捕鲸者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成为例外。一位披长发的年轻人不出声地进来了，斜靠在吧台上。他在听我们谈话，眼里透出朦胧和模糊的喜悦。他以前听说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了。
“几年以前，几个法国人到这里来，”尤斯塔斯说，“他们来拍一部电影。他们主动要给我们好几千美元：他们准备好付钱的。但是，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拍电影会赚多得多的钱。为什么该我们干活而他们却把所有的钱都赚走？”
这话说完之后，谈判就慢慢进行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措辞，几句模糊不清的短语，最后达成一项协议：明天天亮前在友谊湾见面。“而且，”船长丹说，他的眼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外面的天际，“你会看见怀阿斯克在海上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