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
虽然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担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但是，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孙传瑗在女儿考试前的秋天被秘密羁押，直接导致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发挥失常，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总让人格外惋惜，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命运为孙多慈暂时关上了求学的门，却打开了艺术的窗，由宗白华引荐，她1930年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
一场落榜拉开了民国最著名的师生恋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很快注意到一个女生，她眼神忧郁而流转，伏在桌上温习笔记时，刘海便斜斜地搭在眼帘，单纯素雅的脸总是在阳光下焕发出神妙的光彩，就好像阳光总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发梢打出七彩光圈一样。
授课每讲到紧要处，他都要去看那个女生，如果她微微咬着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释细细分析；若她嘴角轻轻上扬，黑亮的瞳仁里泼出会心的神采，他便默默一笑，继续下一段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