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时，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
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英文补习，一个月所得不过40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
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他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做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梁思成，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
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苦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
“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陆小曼之间最大的不同，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
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撂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