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酷爱书法
在人才辈出的中国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政治家的气度、军事家的武略、思想家的睿智深邃，又有艺术家的才情的，却不多见。毛泽东的艺术才情，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词中，更表现在他那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中。承继了传统中国书法的精髓，又积聚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在中国书法的殿堂里，毛泽东铸造了一座艺术丰碑。毛泽东书法艺术水平的高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企及的。
毛泽东非常珍视书法艺术这一国学宝库中的“奇葩”，他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广采百家，观察精到，独悟天机，吸取精华。同时，他又自出机杼，不践古人，对自己的书法不断地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老有所攻，求新求变，最后达到了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从青少年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酷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他曾经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绵延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阅读观摩了大量的历史碑帖、石刻等。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要伫立良久，细心揣摩，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就更是如此。他还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随时随地学习的精神也是他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陈秉忱（1903~1986年）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的重孙，家学深厚，在书法上的造诣很高，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他回忆说：
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严谨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读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读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有拓本及影印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批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书要诀》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习书法需要有天分，但要想在书法方面获得成功最主要的还是靠勤奋，靠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书法家不是靠勤学苦练而取得艺术成功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但是，他从没间断过练习书法。他曾说：“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他一生总是挤时间练习书法。毛泽东这种终生孜孜不倦、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对继承和发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法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毛泽东博览草书法帖
毛泽东晚年开始攻草书，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书法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凭借自己的天分、勤奋、胸襟、见识、学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在书法艺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中国书法的书体，经过几千年的嬗变，呈现出这样的序列：篆、隶、楷、行、草。草书是最末一位，又是最高的一位。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因此，在中国书史上，只有擅长草书者可称为“圣”。汉末张芝被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唐代书家林立，但称得上“草圣”的只有张旭一人，而与张旭齐名的，仅有以狂草而名世的僧人怀素而已。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从毛泽东的用笔、结字、布局等方面看，特别是从他的草书来看，他的确是临摹过不少碑帖的。在毛泽东临摹过的碑帖中，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将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比较一番，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自肆的写法。但毛泽东学习书法又不囿于学古人碑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加上他开拓的精神，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在笔画上、结构上，毛泽东的字又有与怀素不同的地方。如：怀素《自叙帖》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自叙帖》结字较长，毛泽东则结字长中多欹侧。
怀素的《自叙帖》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超出一般书家，非一般书家所能及。毛泽东对此帖发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下了一番大功夫去临摹，正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在临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飘逸”的书法风格，又使得他的书法表现出深远的意境、超凡的气势。
除了临摹学习怀素的《自叙帖》以外，毛泽东还博览历代草书名帖。他曾就搜集草书帖给田家英写过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这是公布的毛泽东书信中少有的涉及书法的一封信。
据逄先知回忆：“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借来的8件明代草书，文徵明和董其昌的都属儒雅的“二王”书法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可能更合毛泽东的胃口，他们都是张扬个性风格的放笔恣肆的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书法家。有激情，有气势，是他们共有的艺术特点，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树立了明人自己的时代书风。
解缙，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为人刚正不阿，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年仅47岁。他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称著。其草书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頫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
毛泽东在读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也许被他的文采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用铅笔在手卷上作断句。并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幸亏毛泽东不喜用钢笔、圆珠笔，否则这件故宫文物可能就受损了。
张弼比解缙晚两辈，号东海，松江华亭人。他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他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是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激赏他的气节，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他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他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生气流荡，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指名要的《草诀歌》、“于右任千字文”是两本学习草法规律的字帖，研读草书有时需要查阅这两本帖。
因为草书是汉字体系中独特的一套书写符号系统，一般人不易认读。自汉初产生草书后，曾一度泛滥成灾，结果许多人写出来的草书，除了自己，谁也不识，状如“天书”，影响了文化的传播。唐时，佛经的注疏是须用草字书写的，以区别于隶楷书写的经文，从而保持经文的纯正性。为此，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用楷草两种书体，一行对一行地写《千字文》达八百余本，散发江南诸寺，以正草法。草法由此开始逐渐约定俗成。
“于右任千字文”，不是指他自己书写的草书《千字文》，而是指由他主持修订的《标准草书千字文》。该帖可谓是历代草书千字文的一大艺术总结。
《草诀歌》又叫《草诀百韵歌》，是诸种草法著作中流行最广的，托名于王羲之，其实约产生于宋朝。它把通行常用的草字，按结体和行笔的简省规律，编成五字一句的韵文，琅琅上口，便于记忆，相当于诗韵。例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是说草字的“水”字旁“言”字旁的简省差异，在于有无一“点”。又如“六手宜为禀，七红即是袁”，是说“六”“手”两草字的连写就构成“禀”的草写，“七”“红”两草字的连写就成了“袁”的草字。当然，这仅仅是繁复多变、千姿百态的多样化草法中的一种简识，是掌握草法的基础。
陈秉忱多次为毛泽东搜集过历代书法名帖。他生前回忆道：“主席喜欢看字帖，看得很细，不仅看字的点画、结构、用笔，还研究其中的内容，欣赏其文章，好的字还用铅笔画上道。主席要看哪一种字帖，还将同类的有关系的都找来放在桌上，对照着看。向故宫借来的墨迹，就挂起来，随时可看。”
纵览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草书，可以发现他既已娴熟地把握了草法规律，又不墨守成规，得心应手地将草势草法随机而化，获得了自由。这当然是他刻苦钻研和临摹传世草书法帖的结晶。
毛泽东心系《兰亭序》
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从此结下了长达60余年与王羲之法帖的不解之缘。
王羲之是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字逸少。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书法博采众家，备精诸体，历代奉为“书圣”。
毛泽东非常喜爱王羲之字帖。即使万里长征，身在军戎，随身所带就有一部唐人临摹的王羲之字帖。建国伊始，毛泽东有了自己的图书館，王羲之法帖也就为他收藏和阅读的一项内容。凡毛泽东所到之处，必携有很多法帖，其中必有王羲之法帖。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有次和他谈书法，说道：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
毛泽东对王羲之草书可以说如痴如迷。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法帖，毛泽东借来，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还抓起笔对照着写，这样足足看了一个月。
中国书法界无不青睐王羲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兰亭序》的文化价值。他曾多次谈论《兰亭序》以及它的真伪。
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丁家山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论王羲之的《兰亭序》。
陈伯达认为《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又说：“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萧翼奉太宗之命，到永欣寺中，从辨才手里骗到《兰亭序》的事。宋人桑世昌还录有萧翼诗两首为证，‘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清绝语。’”
毛泽东非常熟悉王羲之其人其事，当即讲了“入木三分”的故事：
一天，王羲之去看望一个朋友，碰巧这位友人不在家。于是，他进了书房，在人家的茶几上写下几行字，就走了。后来这家人想把他写的字擦掉，可是用力擦也擦不净，用水洗也洗不掉。王羲之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时才发现，这木板到三分深的地方，还渗透有墨汁！
毛泽东又讲了“一笔鹅字”、“墨池”等刻苦习字的故事之后，才谈起了天宝《兰亭》、定武《兰亭》、落水《兰亭》、蝉翼本《兰亭》等几种传说中的《兰亭序》。他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毛泽东最后作出结论：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
1965年，郭沫若撰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不论是文字还是书法都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文章发表在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和这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上。
此文一出，立即引出一些反面的意见。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立即撰文反驳，并将文章寄给文友章士钊。经章士钊指点后，高二适又加以修改，并再寄章士钊，同时还寄给章一封信，说：“鄙稿倘若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发表，亦当今至要之力图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高二适文。
毛泽东7月18日回章士钊信，说：
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给郭沫若，其中说：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以《光明日报》为阵地进行这场讨论。随后，高二适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发表在7月23日《光明日报》上，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
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一篇文章交报社，是针对高二适的文章。五天之后，毛泽东向康生问起这场官司，康生当天写信向郭沫若通报情况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很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