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的金融风暴中，华尔街首先坍塌，这是场富人的劫难。在随后的十年大萧条中，美国一半的劳动力被闲置。经济生产总值的损失，如果以二十年代的雇用水平计算，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达到了3600亿，足可以盖3500万所住宅、造将近1.8亿辆车，建70多万所学校！与此同时，大约1300万人失业。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家里唯一的工作人口，这也就意味着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收入。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还说：三分之一的国民长年衣不蔽体、居无所安、营养不良。一句话，饥寒交迫，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日常现象。
从1929到1933年，美国的结婚率降低了22%，因为人们结不起婚。离婚率则降低了23%，因为大家同样离不起婚。困守在卧室里的夫妇，甚至性生活的频率也大大减少，乃至生育率下跌了15%。这个最大的移民接收国，1931年竟有几十万人申请到苏联去工作！
终于，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产品随着马歇尔计划如洪水般地席卷了世界，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美国的庞大市场。更重要的是，“新政”建立了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和医疗辅助等一系列福利措施，重新分配了财富。
到战后的五十年代，美国进入了劳工的黄金时代，乃至有大学教授的孩子高中毕业就到工厂做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生活质量超过了当教授的父亲。此时美国不仅成了地道的“世界工厂”，内需也随着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充。郊区化代替了城市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房地产市场，带动了从汽车到家具、电器的一系列生活革命的消费。美国的男人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心，把妇女赶回郊外的厨房。这种对妇女的再度压抑，导致了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反叛。这些自然都是后话。五十年代末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美国展厅进行厨房辩论时，美国工人阶级的优越生活，竟成了尼克松炫耀于世的最大一张牌。
国际投资大鳄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预测1987年的崩盘，就是从历史上看出来的。他深信经济危机爆发，往往是长期累积不确定因素并反复酝酿而发生。历史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测未来，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所以以史为镜不失为预测未来经济走向的重要方式。
1929年及1987年崩盘类似之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走扬，造成股市资金动能不足，大量美元流入他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理事会没有注入等量货币造成资金流动性不足，1987年下跌幅度36%与1929年相似。我们说这些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历史往往重演，以史为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现在的形势。
回到我们眼前的问题，2008年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除了给全球多个国家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外，金融危机在本质上仍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还是发展机会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对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低成本赶超的极好机会。
从过去历史看，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通常有6个定律：
定律一：影响度与外向度成正比，越开放的地方受影响越大。比如这次危机中国沿海受到的影响就大于内地。
定律二：影响度与市场化程度成正比，市场化程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
定律三：影响度与贫困度成反比，贫穷落后的地方反而在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
定律四：影响度与一国的国内需求成反比，国内市场需求越大受影响越小。
定律五：影响度与政府行政能力成反比，政府控制力越强受影响越小，金融危机考量政府能力。
定律六：影响度与国民信心成反比，国民信心越坚定受危机影响越小。
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以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身份发表演讲时表示，由于美国拥有全球的铸币权，危机存在延伸为美元地位危机的可能性，并且有着重塑全球货币格局的可能性。
索罗斯也常说，市场天生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全球资金流动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哪个市场乱，哪里就有钱赚。懂得理解混乱，就可致富；碰到越乱的局面，投资者愈有机会表现。
很多发生过的全球金融市场大事件，情况常常是：市场乱，投资人跟着一起乱，于是恐慌一波波袭来，投资人奋勇杀跌。对冷静的客观投资人来说，正是天赐良机，因为这可能是大捡便宜货的机会，也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
多坐公交、少打车，少下馆子、多做饭，少逛街、多读书，努力工作、不跳槽，早结婚、晚买房……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我们在近十年的经济繁荣中形成的习惯。改变不免带来一些小小的痛苦和不愉快。但普遍的遭遇也让人们获得了些许心理上的平衡，普通人并不十分恐惧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破坏，相反，他们期待着危机之后的新一轮财富分配。
每次的社会变革，都会带来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旧时代的富翁将被新时代的富翁所取代，而新时代的富翁总是那些首先掌握新工具的人。在这一次金融界的巨大变革中，谁将成为财富重新分配的赢家？
●巴菲特与李嘉诚，都是大钱狙击手
之前说道，经济危机是挡不住的历史大趋势，同时又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样的前提下，大部分的人选择了自我保护的策略，而另一些很少数的聪明人，把握住了这样的历史机遇，成为了富翁。
沃伦·巴菲特就是这样贪婪的智者，他正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通过不断买入便宜的股票而迅速积累财富。
巴菲特大学毕业，跟着格兰姆教授一段时间后，感到自己已经能够独立行事了，他决心开创白己的事业，谢绝了格兰姆教授挽留，辞职后开了一家“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资产是炒股得来的4万美元，股东是他们夫妻俩。创业之初，美国经济疲软，纽约证券市场处于熊市，巴菲特将主要精力用来创办实体，开了一家制衣公司，小有积累，但是没有富起来。一段时间后，他果断地回到股市中，因为他的天才与兴趣是金融投资。他密切关注股市的发展，精心挑选“垃圾”股，同时经常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比较。巴菲特有敏锐的市场眼光，比其他人先看到炒作的题材。
当时，美国的传播业处于低潮，许多报刊与广播公司亏损，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状况将继续低迷，股价会不断走低，纷纷抛出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巴菲特却认为，它们是成长性企业，后期看好，因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其股市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在股市上人家抛出，他偏吃进，巴菲特尽一切可能大量吃进包括《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等在内的多种传媒业的股票。很快，这些企业因业绩前景好而止跌上涨，巴菲特再度高价位出手，赚到上百万美元。巴菲特就是以这种方式勤奋耕作，创业两年后，他的投资公司市值达到2200万美元。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原来是一家不错的投资公司，规模不大，但有较好的声誉，1965年因经营不善，该公司濒临破产，每股价格仅12美元。通过反复调查比较后，巴菲特力排众议，甚至对亲朋好友的忠告也置之不理，以合作的方式购下该公司，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巴菲特做出了人生转折中最重要的选择，他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一家独立的投资公司，以此进入证券市场，如鱼得水，赚尽天下财富。伯克希尔公司开始活跃起来，在1965-1975年美国经济动荡的时期，不断全盘收购或部分收购多家纺织公司、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糖果公司的股票。
一些股票评论家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巴菲特做法保守，尽吃“垃圾”股。巴菲特不为世人的讥笑而动摇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看重的是企业的实际价值。后来人们看到伯克希尔公司的市值不断上涨，股票从无人问津的12美元一直攀升到20美元、40美元、80美元，直至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最昂贵的股票。朋友们也惊奇地观察到巴菲特的财富如神话般地增长，巴菲特成为了纽约以投资证券致富的新贵族。在最辉煌的时期，巴菲特坐上了世界首富的位子，让人无不惊讶他的投资眼光。
巴菲特的成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判断是明确的。巴菲特知道，经济危机会让股价狂跌，股市处于熊市，但是危机之后的繁荣，股市将会一路狂涨，如果在那个时候再投资，自己将失去赚取最大利益的机会。
赚钱是一种博弈，对于智者来说，他们不会等到经济复苏之后再动手，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收益必定减少。而经济危机中出手，将能用最少的钱购买最大的机遇，虽然有风险，但这种投资是相对暴利的。
“超人”李嘉诚的发家史和“股神”巴菲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抓住了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机会，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长。
李嘉诚创业5年后，“长江”工厂逐渐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塑胶花厂。李嘉诚被行内人士冠以“塑胶花大王”的雅号。而李嘉诚租用的那所厂房的业主也趁机把租金大幅度提高，这反而促成了李嘉诚自建物业的决心。
1958年，他投得北角英皇道的地皮，兴建一幢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留下数层自用，把其余的单位出租。大厦落成后，香港物业价格随即大升。李嘉诚发觉房地产大有可为，于是开始部署把资金投放到地产市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的房地产经历一场狂炒后，一落千丈，加上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地皮价格极为低廉。李嘉诚独具慧眼，认为土地价格将会有再度回升的一天，决定实行“人弃我缺”的策略，用低价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在观塘、柴湾及黄竹坑等地兴建工厂大厦，全部用来出租。不出三年，果然风暴平息，大批当年离港的商家纷纷回流，房产价格随即急涨。李嘉诚趁机将廉价收购来的房产高价抛售获利，并转购具有发展潜力的楼宇及地皮。这次他的策略是只买不卖，全都用来兴建楼宇。70年代初，他已拥有楼宇面积共达630万平方英尺，出租物业超过35万平方英尺，每年单是收租，已达400万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