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神奇魅力吸引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有出于对民族文化保护目的而发出呼吁和研究的王国维、罗振玉、于右任、向达、梁思成等文化巨擘，也有如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来此汲取艺术营养。在常书鸿麾下，更是汇集了如董希文、凌春德，潘絮兹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同时又培养出了段文杰、史苇湘、常沙娜等许多知名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掀开了甘肃美术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页。他们以敦煌为纽带，吸引了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吕斯百、黄胄等多位艺术大师来此研习、临摹，催生了一股探寻、挖掘、研究西部美术资源的热潮。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甘肃美术底蕴的深厚与魅力，也搭建了甘肃由美术与全国乃至与世界交流的平台。他们不仅为日后的敦煌艺术宝库增添了明媚，也为兰州的绘画事业大大增添了发展的后劲。这种福祉一直到半个世纪后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十年面壁”的张大千
张大千，名爰。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20世纪30年代已名噪画坛。抗日战争中，他由日寇占领下的北京，潜回四川，又经历一番曲折后，于1941年3月带着夫人、儿子和学生来到甘肃。张大千勤奋作画的精神令许多见过他的人十分佩服。他作画从不间断，由于向他索画的人很多，有时由学生代笔，经他认可或润色，最后落款、签名和盖章。但重要的画件，他一丝不苟地精心绘制，自始至终亲自执笔完成。因此他在甘肃期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几年的激情临摹、创作、研习、整理，使张大千在艺术的苦修中“十年面壁”后得以顿悟，逐渐褪去巴蜀乡土的秀雅俊逸的风采，注入了浓郁鲜艳的绚丽，增强了磅礴的气势，终于积小千为大干，进入新的艺术境界。而他临摹的百余幅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后，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张大千对兰州一带的风物也有很深的感受，并用画笔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鲜的艺术生命。如兰州的特产百合和百合花等，他都一一收入自己的画中，反映出张大千不仅钻研传统，还执著地热爱着大西北的生活。时至今日，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的敦煌壁画临摹和他笔下亭亭玉立的百合花等静物画，依然是陇上几代画家们所钟情的绘画主题。
“敦煌艺术囚徒”常书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于右任先生提出了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意见。被誉为“敦煌艺术囚徒”的常书鸿在兰州等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后来，当时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这样回忆说：“这批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天天一手拿着画笔，一手秉烛或拿着油灯，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上洞临摹，他们的全部精神就寄托在壁画上。”
常书鸿（1904—1994）满族，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现浙大）染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法国里昂国立艺专，192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兰西艺术院院长劳伦斯画室学习，1936年毕业。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务委员、西画系主任、教授，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8至1962年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基础上扩建了兰州艺术学院，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
常书鸿20世纪50年代初到兰州后，受吕斯百先生邀请，到西北师院美术系讲学，系统地介绍敦煌艺术的方方面面，并提供敦煌壁画临本，亲自指导学生临摹。担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后，他亲自抓中青年教师培训工作，亲自执教，成立了“常书鸿画室”，系统指导了许多进修教师，使其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常先生求贤若渴，把招揽人才作为一件大事亲自来抓。如1958年，在兰州艺术学院筹建之初，他从西安美院调入了教学经验丰富的张阶平先生，又从西北大学调入了传统功力深厚的汪岳云先生，从甘肃省文化局调入了著名画家陈兴华先生。他们的调入，壮大了美术系师资队伍。常先生还亲自与文化部联系，先后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调进4名青年教师……这一切，不仅为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也大大促进了日后兰州美术事业的发展。
美术教育家吕斯百
吕斯百（1905—1973）江苏省江阴县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50年至1957年，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的《兰州握桥》、《鱼》、《瓦子街战役》、《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被国家收藏。1950年，受政府的委托，吕斯百先生毅然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当时的西北师院教学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石膏像，没有图书资料，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吕先生挑起了承建西北师院艺术系的重担。吕先生从千里以外的母校托运石膏像，从南京抱至兰州，行程三天三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文革”中却不幸被毁，后来又购置大量的台布、静物等绘画用具。吕先生一方面亲自邀请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如常书鸿、黄胄等，一方面积极培养中青年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又有条不紊地送他们出去深造学习。从根本上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热爱自然的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对景写生，被誉为“田园画家”，艾中信先生说他的画是“古老的山，古老的瓦房，古老的黄土地，羊肠小道上走着千百年还没有走累的小毛驴，但土色系列发出的节奏是铿铿响亮的”。
吕斯百画如其人，从不哗众取宠。他认为只有把感受扎扎实实倾注到笔端，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他在西北留下的一系列作品是他艺术里程的第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作于兰州的写生画《兰州握桥》以沉着的调子构成了浑厚、沉着的色彩对比关系，透出画家对绘画意味的追求，在这件作品里，画家发挥了土色系列的感人情绪，体现了他典雅、朴实的艺术风格特征。他不畏艰辛，努力创业，在短短的几年内，使西北师院艺术系初具规模，为开拓西北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他在甘肃只有短短的8年，但对西北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对待生活艺术严谨深入的态度至今还对西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画家黄胄
黄胄（1925—1997）原名梁黄胄，河北省蠡县人。当代著名国画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学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西北军区战土读物出版社美术编辑与记者。1952年至1954年，兼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科教师，后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兰州度过了他一生最美好幸福的时光，也完成了他在艺术攀登中最关键的时期。他始终以大西北的边塞生活为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中以速写的造型手法入画，表达了他对民族生活的热情。在兰期间，他培养了一批艺术的新生力量。直到多年之后，成为甘肃省著名画家的王维辛还经常幸福地回忆说：“我是黄胄一手教出来的弟子。”
王维辛出生于榆中县夏官营镇一个农民家庭里，年轻时在兰州八一印刷厂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初，黄胄在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时，他的任务很繁重，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战士读物》，还要画漫画、连环画，所以常去八一印刷厂。他见王维辛的修版技术好，所以他的画在印制过程中往往点名要王维辛修版。后来王维辛就拜黄胄为师，常到他家去学画，为黄胄研墨。一次，黄胄去兰州红山根体育场，在西北军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上看马球比赛时，他画了许多速写出来，后来就加工成了他的国画《打马球》。黄胄在随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去西藏途中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感受，后来就创作成了著名的国画作品《洪荒风雪图》。
最令王维辛难忘的也是最有传奇意味的是黄胄先生创作的《吹唢呐》那幅画。吹唢呐的维吾尔族演奏者原型人物名叫阿不都古里，是新疆军区歌舞团的演奏员。他在旧社会逃荒和妻子儿女失散，新疆解放后，阿不都古里千方百计寻找失散了的妻子儿女，但杳无音讯。他痛心之余只好和团里一女演员结婚。孰料婚后不久，他原来的妻子从一本画报上看到了他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便领着孩子寻到乌鲁木齐文工团驻地，终于找到了已经组成新家庭的阿不都古里。黄胄听了他家悲欢离合的经历，又见这阿不都古里的脸型很有特点后，便以他为原型人物画成了这幅名画。画面富有节奏、韵律感和运动感，似乎让我们听到了欢快的乐音，线条表现遒劲流畅，汲色典雅轻松，是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画家裴广铎和黄胄相交也很深。他回忆说，著名画家黄胄是从甘肃起家成名的，就连十年动乱中挨整也是在甘肃的天水步兵学校劳动锻炼，所以说甘肃是孕育他的摇篮，也是磨砺他的熔炉。黄胄聪明过人而又刻苦，肯到草原、边疆、沙漠深入生活，因而艺术上日臻成熟。《爹去打老蒋》一幅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的国画《祁连风雪》获得了金质奖章；他画的《百驴图》作为国家礼品送给了日本天皇；他画的一幅雄鹰图赠送给了铁托……当年他对甘肃、新疆及大西北的毛驴情有独钟，他曾在一幅速写上深情地题道：“新疆毛驴不管高山、沙漠、戈壁、草滩，拉车驮东西样样都行。吃的最粗的草，常年不吃料。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皆是，而又是最卑贱最不受人重视的家畜。”
黄胄那高尚的人品画风一直激励着一代代的兰州艺术人。
金城几多画驼人
当人们穿越陇东大地和河西走廊的时候，那种历史的负载与古今的辉煌令多少望眼惊得如痴如呆。连接其间的就是兰州，那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横亘祖国北方的长城和传递了上千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友谊的丝绸之路都经过了这里。但凡来过西部的人可能都会对素有“沙漠之舟”雅称的骆驼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兰州的画家们更是对这样一种曾经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传递着丝绸之路上东西友谊与文明的动物情有独钟了。
画家们爱它、画它，是摹写着它刻苦顽强、不畏艰险、默默奉献的精神；是用翰墨丹青物化着自身的大漠豪气与奋斗精神；是生活在西部的艺术家们用骆驼写照着自身的生活状态与生命意识。经验告诉我们，凭着直觉或理性去阅读那些反映大漠骆驼的优秀美术作品时，那种解读常常会令人陷入痛苦和沉重，它们带给人的便是一种杂合交糅的情感，令人顿生索解其中隐秘精神的冲动。
20世纪50年代，黄胄在柴达木盆地纷飞的鹅毛大雪中，听到驼铃叮咚声，并在遮天蔽日的雪幕中和勘测队员相遇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后陆续推出了《柴达木风雪》、《野马成群的地方》、《毛主席派来的》等名画。今天，我们当再欣赏他的《公路之格尔木》时仍然会被风雪中傲岸伟大、不惧艰险的骆驼与驾御沙漠之舟的牧人们所感动。
也许西部的骆驼与年轻的共和国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多种共振的缘由吧，从那个年代起许多兰州画家的笔下便出现了更多不怕万难、艰辛跋涉的骆驼形象。
“骆驼精神”动京华
被誉为“范骆驼”的兰州籍著名画家范有信，在大西北的长期生活实践中，有感于“戈壁之舟”骆驼的耐苦、顽强和默默奉献精神，躬耕砚田，画驼不辍。数十年来，所画骆驼已不下万峰。他以泼墨与勾线并举，双管齐下，笔下之驼，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画家先后有十多幅佳作被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处收藏，受到各界人士青睐。在北京、东京等大都会多次举办个展，受到极高评价，并以创作的巨构百米长卷《千峰图》轰动京华……
当时身为兰州教育学院美术系主任、兰州美协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的画家范有信说：“我为什么爱画骆驼？就是因为我爱它认定一个目标，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的精神；爱它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跋涉性格……任重道远的骆驼，正是我对生命意识的升华与寄托。我以驼为师，不仅观察、揣摩、记录骆驼的形体姿态，更注重学习骆驼的精神。把它作为勤劳善良、不屈不挠、豁达乐观、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的透视点，用笔墨线条告诉人们民族精神的壮美、西部大漠的阳刚之气。”为体现浓郁的大漠生命意识，他在画驼技法上煞费苦心。饱览了大量敦煌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甘肃境内灿烂的古代石窟艺术，在继承中国水墨画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更深刻地体验生活，揭示人生的真谛，而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高层次地掌握了文化知识和画驼技法。利用笔触弯折顿挫，墨色荣枯交映，加上大漠戈壁特有的风物点染烘托，使其笔下的骆驼有一种“漫嚼风沙三千里，不信扬抑冷关河”的磅礴气势。
一次，他画成了五峰骆驼的《群驼图》后，题上边款：“古来妙笔留几多，斯人偏属平凡心。”在他的论文《骆驼画法的探讨》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坦露了自己执著画驼的“平凡心”：“我在努力使我笔下的大漠戈壁、盐原、风蚀峻岭都陪伴着骆驼，演化成一股无可遏止的生命群体，显示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清新、纯洁与粗犷，它正是西部的清新、纯洁与粗犷，它正是西部的壮美与辉煌。一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任重道远》采用夸张的手法，有意突出骆驼的颈部。那骆驼侧身草坪，伸出长长的脖子，使劲向侧上方伸去。是眺望，还是寻觅什么？无论怎样，都给人以很大的想像空间。这峰骆驼的画法较为独特，采用大块笔墨与线条相结合的技法，使骆驼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很好地表现了它的骨骼、肌肉、皮毛和神态。”
在长期的艺术跋涉中，范骆驼心中的图像越来越加分明。一幅幅任情挥洒的骆驼图，无论是日本收藏的“休管路遥多坎坷，踏破荒沙壮图展”，无论是全国大展中面世的“垦拓沙陌百年事，不达目的心不宁”，无论是他病中赶绘的“正是边关新草绿，情怀丝路报春阳”，或是“垦拓沙陌百年事，不达目的心不宁”、“悠扬驼铃漠中鸣”……当时群众一句话“我们就认范骆驼”。画家走完了55个春秋的生命旅程，但艺术家的生命在艺术中得到了延伸，艺术理应在艺术家的创造中更为灵动而蓬勃。令人钦佩的是范骆驼在苍茫天地间留下的“骆驼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