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当遥远的新文明曙光初现，中国不光有废除汉字的争论，而且有废除姓氏的争论。为了与旧时代彻底决裂，有的青年甚至宁可不要大家族的家产也要抛弃自己的姓氏。还有人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很诚恳地告诉他：“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你不再是我的父亲，大家平等，都是朋友。”1920年，一位叫哲民的作者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单名制”与“废族姓”问题》，声称到了共产时代，无国界疆域之分，“一部贵族式的百家姓，绝对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废除族姓“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彻底的办法”。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如果那时候碰到一位五四青年，你不能轻易地问：“请问贵姓？”他很可能会告诉你：“对不起，我没姓。”
这种决裂还有更暴烈的形式，其中也不乏得时代之大好处者。比如说买婢蓄妾的能手吴虞，他当年之所以能从成都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中学国文教师，摇身一变成为北大知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非儒非礼”，视其父亲为仇敌，直呼之“魔鬼”。
而那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同样为许多热血青年所不齿。五四时期“废婚派”亦如过江之鲫，他们对旧式婚姻（专制婚姻）和新式婚姻（自由婚姻）都表示出了难以克制的厌恶，并且极力主张废婚。1920年代前后的报章充满了这方面的笔战，在有些人看来，结婚不过是一桩桩“生殖器的买卖”，婚证是买卖的契约，婚礼是买卖的手续，买卖的媒介是金钱和恋爱。没有恋爱，单靠金钱，由第三者做买卖的掮客，把生殖器卖给人，这就是旧的结婚；有了恋爱，靠着证婚书和约指，强使大家永远结合，恋爱不能移情第三者，生殖器彼此专利，这就是新的结婚。
安那其女郎
世纪之初，清王朝摇摇已坠，新社会破土而出，各种主义像雨点一样飘向这个太平洋边上的国家。而所有这些主义，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否定现有秩序与价值的基础之上。其中最有魔力者，当属无政府主义。今日中国知道自由女神者多如牛毛，与此相反，上世纪初那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安那其女郎”，却是笑渐不闻声渐消，早已不复当年的芳香。
所谓“安那其女郎”，多译作“无政府主义”（源自法语Anarchisme）。虽然国民党及其以后的党化教育使人们渐渐忘记了无政府主义当年的真谛，甚至将此简化为一种反政府的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年对无数才子佳人具有魔力，正是它为中国后来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揭开序幕。那时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相信，一旦没有了政府，人人享有绝对的自由。而在这些革故鼎新的人物中，最开风气之先者莫过于两个人：一个是师复，另一个则是江亢虎。
师复（1884～1915）原名刘绍彬，广东香山人，曾立志光复故国，故改名刘思复，后又因主张废除族姓，改为师复。1904年，师复赶时髦到日本留学。当年赴日留学多是政治留学，许多留学生一到日本便忙于加入各种社团，学习技能，为未来投身暴力革命做准备，而师复便是在这时学了点革命的手艺。1905年，师复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试图炸死当时大力捕杀革命党人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谁知这位未来的“支那暗杀团”的非正式团长大人当年学艺不精，竟在自家安装雷管时被炸掉了左手。
1912年5月，师复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鼓吹绝对平均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参加者多是师复的亲友。大家一起学习与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其后几年师复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无政府共产党”。他在宣言中称：“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从1912年至1915年，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其中《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师复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50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毛泽东与“三无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如今同样鲜为人知。然而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他却是位人杰，甚至卷入过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当年正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江亢虎原籍江西上饶，清末还是个不小的京官。1907年，他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为了扩大“三无主义”的影响，1909年江亢虎以“徐安诚”为笔名，向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投寄了《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等文章。接下来的一年，江亢虎游历了八国联军的故乡，回国后的1911年即建立一个“三无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两年后，这个政党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说政府只是权宜之计，他好歹还承认政府有些作用，而师复与江亢虎却是彻底否定了政府的意义，认为社会之出路唯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从师复的“多无”到江亢虎的“三无”，套用储安平的一句话，在那个新旧交替、急于否定过去的年代，“无”只有“多和少”的问题，而没有“有和无”的问题。谈到五四精神，世人多言“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忘了当时还有一个最精神的“无小姐”。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至于当时为什么在无宗族主义之外还流行无政府主义，一是因为西风东渐，无政府主义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已是云蒸霞蔚；二是大小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普遍失望：前有清政府之腐败无能，后有民国政府之怒其不争，所谓“旧毒未去，新毒又生”。（叔鸾《中国革命论》，《人道》第14期）既然民国与帝制不过半斤八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由厌恶民国的新政治发展到对现有的一切政府、国家形式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并欲除之而后快。当然，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流行还有另一个不起眼的原因，即最初它是以译音“安那其主义”传播开来。“安那其”之谓美轮美奂，使这个初到中国的主义宛若一位来自西洋的妙龄女郎。才子们更是口耳相传，就像得见今日法国当红女星Alizee之柳腰款摆，教你怎能不心旌摇曳？
“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来自于法国的蒲鲁东。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大力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和著作，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去强权”，否定国家、政府、家族、私产乃至肇建家族的婚姻与代表家族的姓氏。信奉者中不仅有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等知名人士，还有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与毛泽东。1919年，觉悟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决定废姓，用抽号码的办法重定自己的名字，周恩来抽到5号，于是就以“伍豪”代为笔名。毛泽东也坦承自己“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似乎认为克鲁泡特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
至于巴金，更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后来受到批判，他的这个笔名便成了他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的证据——“巴”是巴枯宁，“金”则是克鲁泡特金。
总而言之，在大革命山雨欲来时，无政府主义被视为一种进步思潮。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约达70多个。由此展开的革命的世纪，“无小姐”虽然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声名显赫，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否则，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在新中国初立之时，中国会有让农民交铁锅，告别小家，走进了共产主义食堂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四旧”，“亡其宗族，先亡其家谱”，和尚被赶出寺庙等事情发生。
这一切，固然有千种原因，但“无小姐”这一思想来源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却是最不容忽视的。你可以说，新中国建国以后无政府终于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大政府，但在“文革”时期这个国家的确一度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至此极端的年代，江亢虎之“三无主义”基本实现，而且“三无主义”变成了“四无主义”，即在“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之外又加了一个“无社会”。当公民异化为永远追随领袖的信徒，在万众一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
4.以家为事业信仰
为了天堂，我们否定家乡。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也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说不”的世纪。此时的男男女女，多像是嗑了摇头丸，对本国历史文化抱持着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主张的“温情与敬意”，都变做了“无情与敌意”。中国传承千年之久的宗族文化，即是在此背景下被打得“流水落花春去也”。1949年以后，虽然百废待兴，社会期望休养生息，但是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及至“文革”，更有无数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史学之三大支柱，在火光与烟尘之外，是一代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灰飞烟灭。
江山易改，本姓难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江南，如湘、赣、闽、浙等省纷纷出现了续修家谱的风气。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渐渐复苏，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官方与媒体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1986年，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浙江省一份名为“坚决取缔封建迷信和封建宗法活动”的报告，报告按语即直接指出：“建宗祠、续家谱、联宗祭祖，是封建宗法活动，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1991年第二期《江西方志》就《对当前农村兴起修谱、续谱热的思考》一文所加的编者按则只是强调“关于修谱，中央曾明确提出不予提倡”。
从“不允许”到“不予提倡”，其间微妙立现。重要的是，拜改革开放之所赐，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重新发现社会之旅。正如种子的信念与力量可以崩裂大地，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已经让任何形式的“编者按”都按不住了。
更别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被知识界认为是意识形态替补品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几近成为一种“国字号”活动，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注脚。
时至今日，复兴宗族文化在各地乡村尤其江南已渐成潮流。修族谱、建祠堂，让那些同宗同族的人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哪些人在张罗这些事情，以我的观察和了解，最主要还是一些生活在基层的乡村精英。他们多是当地热心公益事业、较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许多老干部也参与其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修修家谱了”或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旋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台港澳的同胞以及欧美等地的华侨。当年饱经风霜的“海外特务”，在新时代已经备受欢迎，成为认祖归宗的赤诚游子。
说到续接家谱，自然少不了修谱的工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小堡村不远的南昌周围便活跃着一些谱匠。据懂行的人说，旧时谱匠被尊为“先生”或者“谱师”。通常，谱匠都是携妻将子，一家老少随谱而行，一个大族一做就是一年，慢工出细活。不过，他们的待遇并不高。住祠堂，吃公粮，忙上一年半载，多半只能混个包吃包住。而现在，各姓修谱心切，经济上又有了些积累，谱匠的报酬自然大为改善。一宗家谱少辄五六千元，如果一年能换几个宗祠干活，好歹也能赚上几万元工钱。
生活堡垒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谈到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我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会知道要和他一起来的是哪几个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但在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包括哪些人。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
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费孝通将此封闭的、小型的感情家庭形容为“生活堡垒”。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费孝通，《乡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