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儿子倒是聪明活泼。一个考上了大学，另一个在家做起了鸭司令。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鸭司令总会和我谈起他的一些宏图远景。比如说，现在山谷间的农田大多已经撂荒，在下面修坝造一个水库，这样就可以搞立体养殖。既可以养鱼养鸭，又可以养猪。如果搞得好，将来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
当然，修水库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由于没有钱，鸭司令目前还只能是随便想想——鸭司令是个很“随便”的人，但想起问题来，同时也很专注。他继承父辈的聪明才智，满脑子天花乱坠的想法。村里人很佩服阿毛脑子里时常冒出的精灵古怪。据说阿毛年轻时曾经将一张钱洗成两半拿去用。这事很快被发现，他被抓着后挨了批斗。今日回想起这一切，难免让人忍俊不禁。看，我的乡亲们是多么纯朴，想“洗钱”就真的把钱拿去洗了。
村里年轻一代，要么考上大学出去读书，要么早早出去打工或做生意，留在村里的只有几个年轻人，而他们都已经不像父辈一样安心务农。有的像鸭司令一样一人一支队伍，有的搭个棚子养起了野鸡。按说现在务农，较从前足够轻松，问题在于务农实在是无利可图，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药、肥料价格又过高，忙碌一年，只够勉强糊口。为了做生意，有的人家买了电脑，接上了互联网，年轻一代告别了乡村信息闭塞的旧时代。在网上，我时常见到这些养殖专业户挂着QQ，透过他们写在QQ空间的絮语，孤独隐约可见。
说到阿毛一家，最让我关心的还是乡村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在乡下，如果哪个男人娶了位“乱跑乱说”的女精神病人，他的生活将毫无质量可言。当然，种种不体面也与做丈夫的自暴自弃或者没有耐心有关。虽然内心有难以言说的苦楚，但如果他们能够勤快一点，能让妻子穿得干净一些，能够经常帮她们洗洗头，能够不让她们睡在地上，相信这些女人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印象也会好很多。至少村民不会因为她们蓬头垢面的外表而直接断定她们是个“癫婆哩”。
有一次，我在乡下偶遇残协的一位专职专员，便向他问起村里附近有多少精神病人。谁知得到的答案竟是“现在基本没了”。这年头，人都很脆弱。我理解他的忧虑，却不能认同他的谎话。据我所知，仅在小堡村，一个只有七八十人的小村庄，便有四位精神病人，而且是清一色的女性。其中有两位发了一辈子的病。
除了阿毛的老婆，另一位的情形与其相似，却更悲惨。二十多年前，这个女人嫁到夫家，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几年后她得了一场重病，因为无钱救治，活活病死在床。她刚过世的那年春节，我还看见这家人的门框上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不过，那时候两个孩子年龄还小，尚不知忧伤为何物。如今，两人都在外面打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
我曾经看到过一份官方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以上”，其中有“七成”精神病人未受有效治疗。看到如此之高的数据，对于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章的精神病人伤害案，你还会那么惊讶吗？
关心时事的读者也许会说，在这个时代，这个数字应该略低一点，因为有些人是“被精神病”的。当然你是对的，不过那些人属于不正常时代的正常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讨论真正的精神病人。
且不论是何原因诱发疾病，精神病人遇到的现实问题早已有目共睹，比如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家尚未真正担起精神障碍的救治，社会救助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并居家治疗等等。而且，许多人关注精神病人，更多是出于社会安全考虑，而非对病人日常生活权利的关注。所以你会看到，当某个地方突发一起连环凶杀案，而凶手恰巧在事后被证明患有精神病时，救治精神病人的呼吁才会又一次引起重视，但很快又被健忘的人忽略了。
在当地，通常谁家有了精神病人，如果家里能凑足钱，大多数人都会带病人去南昌或者九江看一次病。而这一次通常会将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回家之后是好是坏，只能听天由命。家属也当自己已经尽力，便不再为治得好治不好这样的事情纠缠了。
说到治病，前几年我在县郊公路两边发现不少收治精神病人的广告。就在人们呼吁阳光政府的时候，县里成立了一家名为“阳光精神病医院”的私立医院。据主事的人说，2006年统计全县虽有1700多精神病患者，但到这里治病的每年只有100人次左右。县残联拨款资助250名额，每个人每年400元，相当于一天救助一块钱。
这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对于当地人来说，庆幸或者侥幸的是，这些寂寞的生灵，大多都安安静静，很少有攻击性的举动。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我们认为不幸却又不闻不问的世界里，与空气交谈、朝道路微笑，或者不言不语，同他人眼里的盛世繁华井水不犯河水。
而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了这些精神病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也为了同时代所有人的良心安宁与体面尊严，为了减少更多的社会问题，谁来救助这些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逃荒一家人
人有贫富之别，却无贵贱之分，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些东西值得记录。而在我所了解的有关村里的人和事，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兰阿姨的生活与命运。
兰阿姨今年已经有六十多岁了。在2000年左右小堡村被“移民建镇”以前，她就住在我家对面，故而对她家的一些事情，我较为熟悉。兰阿姨一家，早些年过得非常不和睦。说三天两头吵架，大概也不算过分，并且时常有家庭暴力发生。而兰阿姨给我的最深印象始终是忠厚本分、忍辱负重。
2008年夏天，我回乡开始做一些有关本书的访谈，曾与兰阿姨有过几次长聊，比较详尽地知道了她生活中的一些酸甜苦辣。也是因为这份迟到的了解，我在随后的专栏文章中发了这样一通感慨——只要你愿意走到生活的深处，愿意去关注寻常人家的命运，就不会为余华小说《活着》里的残酷故事感到惊讶了。
第一次长聊是在下午。兰阿姨背着一个打农药的药水桶，从我家门口路过，见我回来后便热情地和我聊了起来。兰阿姨说，家里有四个人的田，加起来十多亩水旱田，不过粮价太低了，肥料越来越贵。现在很多地都改种了棉花。和种水稻比，种棉花要累人，要一棵棵收摘棉花，还要勤着打药。不打药，多大一个棉桃都能被虫子吃掉。
对于我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兰阿姨也毫不避讳，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回答。透过她的部分自述，读者将会对兰阿姨的生活有个较为全面的印象。
“我老家是在江苏省海安县，我妈你应该还有印象的，那时候你还没多大，她以前在咱们屋场（即村庄）住过。我妈可真是逃了一辈子的难。解放前最苦的是躲日本鬼子，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了，逃难的路上又到处是鬼子的飞机炸来炸去，我妈和我说那时候到处都是尸体。不过解放后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好，主要是没饭吃。五几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家里一只鸡都不让养。有一次我和我妈一起去讨野菜，结果被村干部抓着。这村干部人是真恶，他将我妈的篮子打翻了，还揪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了好几米，说是要批斗资本主义。那时候我其实还只是一个小孩啊！我记得当时还有过很短时间的一段单干，谷子收上来后，村干部带人满屋搜粮食，要收公粮，农民不舍得卖，想留给自己吃，便躲到山上去。这个村干部当年好坏，八几年以后真正单干后，他再也没有权力了，大家就当面骂他，问他当年为什么那么喜欢害人。这人最后也没得好死。
“‘三年灾害’我家里饿死了两个人。大概是1960年左右，没有办法，我爸就变卖了部分家产，筹了一点盘缠，让我母亲带着我妹出门逃荒。那时候要饭都难啊，不准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江苏、安徽、河南一些地方饿死了很多人，江西好一些，我妈就一路逃到了江西，落在了咱们屋场。在屋场能落下脚，也多亏我义父帮忙。当时他是队长，就收留了我妈。由于无亲无故，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妈便和他搭伙一起过日子。解放前我义父有个搭伙的老婆散了，一直没有结婚，有个孩子也没在身边。在当时，因为生活困难，兵荒马乱，有好多人家都是临时搭伙过到一起的。我义父的第一个女人就是因为老公被拉了壮丁好多年没回来搭上伙的，后来那女的跟了一个地主，就和他散了。
“在咱屋场安顿好了，几个月后，我妈让我二哥一家带着我一起来找她，当时我刚十六岁。我二哥一家在隔壁屋场插队。我义父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熊扬鹰的土匪。刚解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事，由于表现积极，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是做了生产队的队长。村里有些人也比较恨他，因为他对社员管得太苛刻。我听老人们说，当时大家吃不饱，想偷点、捡点谷穗都不行。每次收工回家之前，每个人的口袋都要翻一遍。有的人装几把稗子想拿回家熬粥喝都不行。最大意见是分口粮，我妈没过来之前，由于他只有一个娘，两人住在一起，他主张按户分，屋场那些孩子多、人口多的人家自然会有意见。所以到1965年搞‘社教’的时候，我义父就下了台。当时××村有户人家的儿子说我义父在解放前曾带土匪抢过他家，所以这回带头来批斗我义父，叫了好多人，将他打了个半死，肋骨都被打断了几根。前前后后斗了几个月。那时候我天天要服侍他。我义父其实也是个好可怜的人。他的腿当年中过日本人的狼烟毒，落了大脚病。再后来由于政府要驱赶外来人口，我妈一度被赶回江苏老家了。后来我义父又和××县过来的××搭了伙。由于三个孩子都在这边安了家，后来我爸也过来了。他知道我妈在这边与人搭伙过日子，也没说什么，他理解我妈妈当年的艰难。在这边做了几年的木工，有时候住在我家，有时候住在我老妹家。
“六几年的时候，咱屋场一共有两个人被斗得很狠，除了我义父，另一个就是我归里人（当地土语，指丈夫）。那是在‘文革’开始武斗的时候，我们结婚还没多久。我公公是贫下中农协会的组长，我归里人就做民兵连长。那时候当地有两派打得很厉害，一是叫做井冈山，另一派是大联合。因为是民兵连长，我归里人参加的是大联合，结果被井冈山一派人斗得下跪，连打带踹，膝盖跪伤了，好多天连路都走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