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出路而战，而非简单地归结于某个宏大理想。法国陆军能从全球140个国家招募雇佣军，自有原因。比如除能领取丰厚薪水、五年后可以获得法国身份外，在服役的时候，雇佣兵每年还能享受一次漫长的法国式休假。法国人以享乐著称，当年的马其诺防线里不仅修了电影院，而且还有晒人工日光浴的设施。如今雇佣兵的日子也不例外。据说雇佣兵第一年假期就有20天，次年35天，此后每年有45天，而且双休日另算。
回过头说现在乡村的“征兵难”，过去是找关系入伍，现在是悄然抵抗。今日中国农村征兵，每次到征兵的时候村委会干部到处找人报名充数，或者将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叫回来，有些地方甚至花钱雇人充数，烘托出某种应征热情高涨的局面。与此相比，城里报名参军的人还算踊跃。之所以有此差别，就在于城市兵退伍后地方政府能给安置工作。而且，当兵也算是工龄。说到这一点，自称是“二等兵”的小堡村退伍兵多有羡慕之情，并且承认“这种不公平一直是这样的”。
当兵没有好的安置，上大学未必能找到工作，有些农家子弟越来越看好打工。既然读书与参军都有无法抗拒的沉没成本，打工这立竿见影的“第三条道路”，快要变成“第一条道路”了。只是，当他们真正走出村庄，掏出羞涩的钱袋“给铁道部门捐款”，从此走南闯北，甘苦自知，一切也并不像他们最初想象中的那样顺利。
之三：打工记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像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花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跻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儿，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又从来不感到孤独。
这是杜拉斯写在《情人》里的一段话，其所描述的对象是上世纪初的中国人。相信这也是今日中国许多城里人眼中的农民工形象，他们经常被一些城里人误解、歧视与嘲笑；他们被视为成群结队的“闯入者”让城里人另眼相看，时而又像街旁树底的落叶一样聚散离合，任人无动于衷。
a. 城市人来自金星，乡下人来自火星
奈斯比特说：“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简史。”这同样是一部法国简史、欧洲简史。以法国为例，1970年法国农民所占比例已经降为10％，而到2000年更不足2％。2002年，当我开始在杜拉斯的故乡法兰西及欧洲其他国家游历时，亦曾深切地感到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主要不在城里，而在乡村。
我在法国西部乡村采访时，印象最深的便是沿途村庄文明整洁，一家家农舍别墅一般散落在绿草树荫间，不时有教堂、乡村邮局、小图书馆、家用轿车以及候车亭、公用电话亭点缀其间……全然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悲苦迹象，更找不到凡？高画笔底下“食土豆者”的阴暗与忧郁。在那里，你闻到了乡村泥土的味道，看到的却是城市背影下的悠闲的生活。相信这样的图景会给许多骂戴高乐机场不如浦东机场豪华的中国人当头一棒。评价中国是否崛起，首先并不在于城市里竖起了多少幢高楼大厦，而在于城市文明是否同时反哺乡村，在于中国农民能否彻底扔掉“二等公民”的头巾，并实现春联上的愿望：万象更新。
当然，法国也并非从来就是如此。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城乡之间一样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位到过勃艮第乡下的巴黎人还在这样感叹：“人们无需去美洲寻找野蛮人。”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亦表示：“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彼此视为外国人。”这种城乡差距在同时代另一位英国政治家眼里则具体表现为：“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星球。”仿佛“城市人来自金星，乡下人来自火星”。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此时的法国正在开始一场历史性的“大搬迁”。1850年以前，外出的法国农民多只是充当季节性的打工仔，像候鸟一样在农忙季节成群结队地涌入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地区干农活，干完然后回家，颇有点像中国北方农村替人收割麦子的“麦客”。而在此以后，随着法国工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呈直线下降，农民蜂拥入城，“由农民成为法国人”，从此“永久性移民”开始代替“季节性移民”。直至今日，无论城乡，无论男女，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在巴黎时，我也时常流连香榭丽舍大街。感谢徐志摩的这个中文译名，给人无限遐想。这里有著名的大公司、大银行，设计独特的香水店、酒吧、电影院以及丽都、路易？威登……但它既不暴力也不势利。这条大道上，法国总统能够威风凛凛地阅兵，农民同样可以撒豆成兵，占领香街，表达自己的爱与憎。比如有一年，法国农会将刚收割下来的麦子搬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两公里长的地方装满了麦子，到了晚上，再当场用这些新鲜的麦子做原料，制作成面包，分给行人。另一次，农民们带来了8000多个土样，15万种植物和近700株长势完好的树木以及猪、牛、马和羊，目的是向城市人表明大自然的价值和农民工作的重要性。置身其中，你会感觉到，即使是在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土地依然是花园。
此外还有具体的利益诉求。2010年世界粮食日当天，天还没亮，一捆捆干草垛已经被放到了香榭丽舍大街的路中央，150名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的农民点燃了草垛、汽车轮胎和柳条筐。大火迅速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蔓延，一时间火光冲天。组织者说，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国的粮食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不保护农业，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不保卫农民合理的诉求通道。遗憾的是，今日中国人多谈血汗工厂，却忘了还有一个用于支撑血汗工厂的血汗农场。为什么工人收入很低却还能生存？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还有比农民工更廉价的农民。正是那些守在故土的农民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粮食、蔬菜、棉花等日常用品，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才能得以正常运转。
b. 由农民变成中国人
和当年的法国一样，今日中国农民也正在“由农民变成中国人”。根据国家政策的不同，有学者将农民进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红灯阶段”；二是1984年后的“黄灯阶段”，农民可以进城，但是必须自带口粮；三是从199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之后，渐渐转入“绿灯阶段”。当然制度壁垒仍然广泛存在。
说到读书、参军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从1995年开始至今，小堡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此相伴的是农业用地的大面积抛荒与粮食收入的锐减。2001年9月，我到永修采访一起特大的蘑菇中毒事件，在路过小堡村时，发现留守村庄的不过十来个人，而且是所谓“386199部队”的残部，谓之“残部”，是因为许多妇女和儿童也被带出去了。
如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所说，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出不来，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中国的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很少。
至于小堡村，属于“中等地区”。总体上看，打工者主要集中在江浙等沿海省市，通常都是夫妻俩一起出去打工。如果一切顺利，隔几年便会把孩子也接过去，并让他（她）就近读书。虽然他们身上还背着农民身份，不过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回来继续种地。2008年金融海啸来袭之时，有些打工者回村，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在镇上或者县城里寻一个铺面做买卖。如果找不着合适的，就继续到外面闯荡。对于种地这种“赔本的营生”，他们似已
毫无兴趣。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只要人们不至于走投无路，尚有余地，就可以对当下这不体面的农村政策继续投反对票。
2002年年初，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那篇田野调查中我曾谈到本村英雄大保兄弟“给铁道部门捐款”的故事。所谓“给铁道部门捐款”，是当地村民对外出打工者的一种失意描述与自我解嘲。而大保恰恰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我会在后面《几户人家》一节中专文叙述。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旧有体制不断被打破，读书与打工可能合二为一。小堡村周围的一些村庄，也有读了大学的农家子弟一心打工，十几年下来，他们做到了上市公司的高管，或在后来独创大企业，有了千万乃至数亿的身家。
出乡村记
写作此文时，萦绕在我耳边的是马克西姆(Maksim Mrvica)的钢琴曲Exodus（《出埃及记》）。在我心里，这首曲子比我曾经听到过的任何曲子都要古老，因为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与命运。也因了这位克罗地亚“钢琴圣手”奉献的独一无二的明亮与自由、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在此我更愿意将它作为小堡村村民“出乡村记”的主题曲。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在接下来的“出乡村记”里将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农民淡出农村的一道侧影。
比较出埃及与出乡村，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而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都经受了无穷磨难。不同者，“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随先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而“出乡村记”则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而且要把他乡当故乡（所谓“融入”），在这里没有先知，没有神谕，也没有共同的目的地，每个人都只能自救，摸着石头进城。如易卜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出埃及的阻力与磨难来自想要离开的地方，而出乡村的阻力来自紧闭大门、制定政策的城市，来自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被绑架，后者则在于被隔离。
关于农村，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悲情是，在经历新中国几十年的城乡分治之后，如果将乡村和城市比作两个国家，那么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更像是从一个政治与经济破产的国家逃向另一个国家的难民。农民对城市的情感是既爱又恨，藏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往往是，进城既是为了重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故乡的抛弃。近年来有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八成，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要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致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乡村我曾经看到一些老屋，一旦没有人居住，没几年便会坍塌。这些塌陷的老屋的命运，亦是今日渐渐“沦陷”或荒芜了的乡村之写照。
接下来的章节，我会细数几户人家的命运。我们无法无动于衷地观察周遭的一切。然而，我并不想简单地叙述人们生活变迁中的不如意。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写作都只是为了平息一种酸辛，或者出于精神上的审美与超拔，而不是唤起万般痛苦。虽然生命与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故事，在你叙述的时候无法绕开、无法回避，但你总还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潜藏于心底里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让你在现实的羁绊与未来的命运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倘使有读者因我过去的文章而伤感，倘使它们只让你流下眼泪而忘记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只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曲折，我愿意自此搁笔，从此逃开良心上的自责。因为我从来不认为痛苦是财富，亦不相信“多难兴邦”这样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倘使多难真的可以兴邦，仅以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所受的折腾与挫折，恐怕中国足以收购全球了。
10.几户人家
“中国就像一只游泳的鸭子，表面上风平浪静，身体下边却是翻江倒海。”有外国学者这样评价今日的中国。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亦可作如是观。
接下来的这一节，我将简单说说村子里的几户人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些年来的生活。虽然只有些浮光掠影的琐碎，读者总还是可以从中触摸到我所见证的这个时代的一些音影。
给铁道部门捐款
从我熟悉的大保开始吧。这些年来，每当我返回家乡，只要他在，我总会去他家坐坐，拉拉家常，听他讲述过去年月里的辛苦遭逢、成败得失。只是岁月不饶人，转眼之间大保已经五十多岁。回想他当年精壮无羁的形象，到如今换作了满头白发，真有些不适应。
大保算是村里较早出去打工的人。从1995年开始，他便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南征北战。比之过去，村民们的活动范围不过方圆二三十公里；自大保开始，他们也要举着一张中国地图寻找生活的方向了。
先是随着一位亲戚到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大保独自闯荡，像吉卜赛人一样漂荡在中国各大小城市。和吉卜赛人举家流浪不同的是，大保没有拉家带口，而是孤身一人，冷暖自知。
“仔细算算，这些年没赚什么钱，到处跑，赚点钱呢也都花在路上了，算是给铁道部门捐款了。不过，我真是去了很多地方，也不亏，见了些世面。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都去了。”到2001年，也就是我开始在相关文章中提到大保和他的打工生活时，六七年间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了东北以及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帮人打鱼。用大保的话说是“除了西藏哪儿都到过”。
大保说，那些年他干过的工种不下四十个，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门窗到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2000年以后，则主要在工地上做事，倒模、轧钢筋或者做水电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