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该书的发表目的是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如何能够产生的心理基础进行探讨，那么，弗洛姆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进行的哲学和心理学的思考，戳破了人们心理的虚假保护层，让赤条条的心灵无遮无拦地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无处可逃。弗洛姆的研究有着广泛的人学意义，给我们对人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弗洛姆没有空泛地赞美自由是个好东西，在他看来，自由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摆脱束缚的人不要高兴太早，这种方式得来的自由是片面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真正积极的自由，存在于人的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整天把自由挂在嘴边的人其实就是最大的不自由，跟着感觉走的人在感觉自我良好中更是找不到北了。
然而如上所指，不管是哪一种自由，都必然让追求它渴望它的人陷入孤独、焦虑和恐惧之中。这就是自由的悖论，就像人坐在椅子上不能把自己再搬起来。更进一步说，人的这种自由后的恐惧、焦虑源于他与自然庇护的分家，与母亲的子宫的分离，与生俱来的分离感让他暴露于世界的威胁面前；他那分辨一切的自我意识，更让他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套用一句歌词，可以说都是自我意识惹的祸。
弗洛姆继续指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活生生的“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会趁机侵入，并为未来作一个顺从的、温柔的小绵羊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若不能正确地解决自我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那么，他就会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随大流让别人为自己做主，在自我感觉良好中，做出了虚假的认同和价值取向，从而屈从于那有人格的和无人格的非理性的权威。
在这里，有人格的非理性的权威，可以指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如希特勒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在纳粹党徒的眼里，他就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来解救世界众生；而非理性的无人格的权威，可以以现代社会中的“无名大众”为代表。
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某一天大街上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纷纷，“李大哥，你听说×××被炸死了吗？”“真的吗？你听谁说的？”“我刚听王二说的，据说那个BBC还报道了呢。”“喂，王二哥，是真的吗？”“是真的，还是张三今天早晨特地跑来告诉我的。”“张三过来了，你问问他。”“张三，×××真的报销了吗？”“是真的，我的朋友李四特地打电话告诉我的，英国《太阳报》还报道了呢。”就在“我”说是“你”说的，“你”说是“他”说的打探消息来源中，谣言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可就是找不到是谁说的，查无其人。其实制造这个谣言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没有人格的“无名大众”，结果人们在人云亦云中被这个无名的权威牵着鼻子走了。
弗洛姆经典地指出，顺从源于人的天性，逃避自由的倾向深深根植于人的生存处境中。面对这种情况，个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自由，这就是人的命定，无法逃避，个人仅仅能够做的就是在两个互相冲突的答案中选取一个，而且不能放弃，因为放弃就是一种投降主义，也就是一种选择。
个人必须决定是把自己的命运要么交给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权威，这种权威在当代社会可以表现为消费时尚和大众趋同趣味，要么把自己交给理性，为自己规定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这个选择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个人要么放弃自我以及自己的独立性，让权威们为自己做主，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跟屁虫，要么自己听从理性的安排，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和自然、他人和谐相处，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你将会像神一样
当弗洛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政治充满热情。他还清楚地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父亲开的店铺里，去听人们谈论时局和政治。他尤其对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言行感兴趣，每天都听他谈论社会主义思想。当时那个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只把当他作一个孩子，更多的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听众。在他那里弗洛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旧约先知们的救世主义思想的碰撞。
弗洛姆说，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改变对自己能力的看法，而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被动地置身于一个似乎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世界。另外，他又补充说，“还有比责任更重要的原因，”理性的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世界变得越不健全和非人化”，在这个危急关头，所有人需要团结起来，共同肩负人类的使命。
1.为政治而战就是为自由而战
对弗洛姆来说，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逐步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的核军备竞赛——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姆提供了经验观察的场所，使他形成了一些假说，并对这些假说进行证实或修正。由于他一方面热衷于了解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又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在了用自己的著作来表达政治见解和对人类前途的深深忧虑上。事实上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思想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
尽管明知自己不具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气质，但是不安分的弗洛姆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激情，投入到了各种政治活动之中。他一直积极从事人类的和平事业，还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积极参加并创建了美国一个国际和平组织，这个组织积极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并向世界各地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宗旨。他们强烈反对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希望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各种战争狂人；后来美国侵越战争爆发，这个组织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影响下，在美国公众中形成了强大的反战浪潮。
20世纪50年代中期，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对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渴望，弗洛姆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他还努力为该党制定了一个新的章程，让该党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弗洛姆的努力结果证明是白费了，因为这个党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世界所同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追求。很快弗洛姆退出了该党，因为他们的宗旨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激情，这样一个保守的假马克思主义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后来他把国际上有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文汇编成专题论文集，希望通过理论的宣传来唤醒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对政治的关注令那些批评他的人也自愧不如。
弗洛姆的《希望的革命》一书是一本论战小册子，是为支持尤金·麦卡锡参加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而作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鼓动社会舆论，为麦卡锡的竞选制造声势。弗洛姆希望通过支持这位教授式的参议员，来唤起国民的希望。在美苏核对抗达到高峰的时候，弗洛姆还写了《人能占优势吗？》一书。1974年，弗洛姆促使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关于美国与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因为他积极参与政治，后来他的论敌污蔑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
弗洛姆认为政党问题是一个对我们个人和社会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曾经加入过美国社会主义党，这个党非常亲右，他说：
以致即使我以最乐观的态度评价其可能性，我也才能成为它的成员。我是个政治动物，但无论在政治上和其它方面，我都不会因为有人支持我的‘路线’，就抱有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