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体人格充分发挥功能的行为、思想和情感，都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认可感、正直感，于是良心就会体验到“好”。反之，有害于我们整个人格的行为、思想和情感，会使我们感到不安、不适，于是良心就会体验到“不好”或“罪过”。因此，良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我们自己的心声，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到原创性的生活，去和谐地发展，使我们成为充分发挥潜能的人。良心是保卫我们自己完整性的哨兵，它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应有的自豪，同时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如果把爱解释为肯定人的潜能，关心和尊重被爱者的个性，那么，良心则可被看成是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
人本主义良心是人的自身利益和完整性的表现，而极权主义良心则注重人的服从、自我牺牲、责任和社会适应。人本主义良心的目标是原创性，也就是人的幸福，因为幸福是原创性生活的必要成分。把成为他人的工具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无论它显得多么高尚），把自己变得“无私”、不幸、顺从、没有勇气，都是对自己良心的违反。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良心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以至于无法听到。我们可以听到每一种声音，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唯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电影、广播、报纸，甚至无稽之谈，都会对我们起作用，就是自己的良心不起作用。
听从自己的良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要求人具有一种自己独处的能力，而这是现代人很少具有的一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害怕独处，我们宁可找一个最平庸无味甚至令人生厌的伙伴，宁可去参加一些明知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也不愿独处。我们害怕面对自己，因为害怕一旦发现自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时，会感到窘迫和惊恐。于是我们就回避，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去听从自己的声音。
听见自己的良心之声之所以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良心的声音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对我们发出的，它不像权威的声音那么直接、明确。本来是良心在起作用，我们却未察觉到，我们察觉到的可能只是焦虑甚至生病这样一些与良心没有直接关系的感受。忽略良心而良心起作用时，往往使人模糊地感到不安，像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使人感到疲倦、无精打采。这些感受往往很快被解释为没做好这事那事而引起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未被察觉到。
例如，许多人经常感到自己在衰老，于是陷入一种时隐时现的担忧之中。这里所说的不是老年人的那种正常的感受，而是指青壮年人的那种“日趋衰老”之感。他们虽然还年轻，却被担心衰老所困扰。他们由体力的衰退进而感到智力、情感、整个人格都在衰退。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他的感受是错的，他还是坚信不疑。诸如敏捷、适应性、体力强健等所谓“年轻人的特质”，是强调成功和竞争的社会所提出的标准，其实这些特质并非发展原创性性格所必需。许多事例证明，一个过着原创性生活的人到了老年并不会退化，相反，他的原创性的精神特质会继续成长，尽管身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老。
但是，非原创性的人，他的体力是他从事活动的主要源泉，但他的精神是贫乏的，因此，一旦体力衰退，他就会感到整个人都衰退了。但这种衰退只是一种象征，它说明这个人未能原创性地生活。害怕衰老实际上是非原创性生活的结果，它是良心对人自身残缺不全的生活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当事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害怕他人不满意。人希望自己被同伴接纳，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期待着周围每一个人的赞许，因而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都害怕自己会背离社会规范。这种害怕他人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潜意识中的不安，即自己良心的微弱声音引起的不安。一个人没有原创性地生活就会对自己不满，但他不能承认对自己不满，于是就去争取别人的赞许来消除对自己的不满。他越是对自己不满，就越是期望他人的赞许，越是害怕他人不满意。但他越是如此，他自己的良心就越要起作用，于是他就越是对自己不满。这是一个精神怪圈。
人在清醒的时候，对自己良心的呼唤置若罔闻。但在睡梦中，良心往往不能被压制，许多理性判断和觉悟得以出现。睡梦往往是我们真正能听到自己良心呼唤的唯一时机。但可悲的是，当我们在睡梦中听到良心的呼唤时，却不能行动，而当我们醒后能采取行动时，却又忘掉了睡梦中所听到的呼唤。
弗洛姆说，将良心分为极权主义良心和人本主义良心，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考察，是为了把它们各自的特质阐述清楚。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在一个人身上，它们也不是绝对排斥的。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良心。但在不同人身上，它们各自力量的大小以及相互关系是不同的。
不言而喻，在弗洛姆看来，人本主义良心力量更大并占主导地位时，那么这个人的价值结构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弗洛姆还承认，极权主义良心与人本主义良心两者的内容可能相同，如要求人们不杀人、不仇恨、不妒忌、爱邻人，这些既是极权主义伦理学又是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的差异主要是接受规范的动机不同：前者出于恐惧和依赖，后者出于内心的呼唤。因此，弗洛姆反对价值相对主义。
弗洛姆认为存在两种道德标准：特定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前者是为维护特定的社会结构而制定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接受和服从这些规范，使其成为性格结构的组成部分。如在一个尚武的社会，勇敢是必备的美德；在农业社会，忍耐与助人是必备的美德；在现代社会，竞争和勤奋是必备的美德。普遍的道德规范则是指那些以人的成长、发展为宗旨的行为规范。如“爱邻如己”、“不能有害人之心”等等。
普遍的道德标准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对于什么是合乎人性的、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在判断标准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弗洛姆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普遍的道德规范与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小。但这个过程不是普遍的道德规范向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妥协，而是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逐步向普遍的道德规范接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热爱生命：活着，永远活着
现代人对生命的探讨变得日益机械化了。我们的目标是生产物，而且在对这种物的崇拜过程中，我们把自己也变成了商品，人被当作数目来对待。人们喜爱机器的部件甚于喜爱生命本身，对人的亲近也是理智和抽象的，人们愈来愈感兴趣于把人当作物，而不感兴趣于活着的个体，所有这些是与日益增长的官僚方式的角色相称的。在巨大的生产中心里，在大城市里，在庞大的国家中，人们受到了管制，好像物一样；被管制者和管制者都变成了物，而且都服从物的规律。
但是人并不是物。如果人变成了物，那么就要被毁灭掉；而且在人变成物之前，他就已绝望，甚至想去杀掉所有的生命。
1.恋尸癖：仇恨生命，渴望暴力
从字面上来讲，“恋尸癖”意味着“死之爱”，这个词常常用来表示性倒错，即为了性交的目的而占有女尸的欲望，或者在死尸面前留连忘返的病态愿望。但是，正如通常的情形那样，性倒错仅仅呈现了显而易见的层面，这是一幅人们能够找到的并没有很多人性紊乱的图画。
一个具有恋尸癖倾向的人被所有无生命的事物所吸引，并且迷恋于它们。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死亡的，诸如尸体、腐朽的东西、粪便、污垢等等。患恋尸癖的是那些喜爱谈论疾病、埋葬和死亡的人。当他们谈到死亡时，便恢复了生机。
希特勒就是典型的恋尸癖的例证，他迷恋于破坏。死亡的气味对他来说是芳香的。在他成功的年代里，这种倾向表现为他想干掉那些自认为是敌人的人。在行将灭亡的日子里，他最满意的莫过于目睹那些围绕在他的身边的德国人和他本人的全部毁灭。一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尚未经核实的报告，充分证明了这种判断：一个士兵看到希特勒神情恍惚地站着，目视已经腐烂的尸体，久久不愿离去。
恋尸癖留恋过去，而不是未来。他们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多愁善感的，这是因为他们精心培育着他们昨天拥有的——或者相信他们已经拥有的感情记忆。他们是冷漠的，毫无表情的，只专心于为“法律和命令”而献身。
对恋尸癖来说，从它对待暴力的态度可见其特征，暴力是把一个活人变成死尸的能力。正如性能创造生命一样，暴力能毁灭生命。归根到底，所有暴力是基于屠杀的力量。我并没有杀死一个人，我仅仅剥夺了他的自由；我只想让他丢脸或者剥夺他的财产——然而无论我做什么，在这些行动的背后都存在着我屠杀和我愿意屠杀的能力。死之爱者必然热爱暴力，因为对他来说，人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创造生命，而是毁灭生命；暴力的使用不是由环境强迫的昙花一现的行动——而是一种生命方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具有恋尸癖倾向的人真心地倾向于暴力。正如对于生之爱者来说，人的基本极性是男性和女性一样；对于恋尸癖来说，存在着与此不同的极性：有屠杀力量的人和缺乏这种力量的人。对他来说，存在着两种“性别”：有力量和无力量，屠杀者和被屠杀者。他爱恋那些屠杀者，而蔑视那些被屠杀者。这种“爱恋于屠杀者”的说法并非夸张。他们是他的性吸引和幻想的对象，他们只是不如上面提到的性倒错，或者恋尸癖的性倒错那么强烈而已。这种愿望不只是可以在有恋尸癖倾向的臆想中找到。
弗洛姆认为，显然，像希特勒这类人物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他们的无限能力和屠杀的欲望之中。由于这一点，他们为恋尸癖们所喜爱。另一方面，许多人与其说意识到了他们的恐怖，不如说害怕他们，而且仰慕他们。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领导者的恋尸的本质，而是把他们看作建设者、救世主、好爸爸。如果恋尸癖倾向的领导者不自称他们是建设者和抵抗者，那么许多被他们吸引的人也不可能全力帮助他们夺取权力，而且许多受他们厌恶的人大概可能很快使他们垮台。
他宁肯失去生命也要财产；他喜爱控制别人，而且在控制的活动中，他屠杀生命。他深深害怕生命，因为就他的本性来说，是杂乱无章、无法控制的。在所罗门审判的故事里，一位错误地妄想成为一个儿童母亲的妇女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她宁肯要一个被肢解了的死孩子也不愿失去一个活孩子。对恋尸癖的人来说，正义意味着正确的分割，而且为了他们称之为正义的事情，他们情愿屠杀或者死亡。“法律和命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偶像，任何威胁“法律和命令”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认为是对至高无上的价值进行明目张胆的进攻。
恋尸癖的人被黑暗和夜晚所吸引。在很多神话和诗歌中，这种人沉浸在洞穴，海洋的深处，或者瞎子的描述之中。易卜生《培尔·金特》中的巨人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例证：他们都是瞎子，他们生活在洞穴里，他们唯一的价值是对于“家里酿造”或者“家里制造”的一件东西的自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远离或者直接反对吸引着他的生命。他愿意回到黑暗的子宫里，甚至回到无机物或者以动物形式存在的往昔生活之中。他从本质上期望回到过去，而不是回到他仇恨和恐惧的未来，与此相联的是渴望得到肯定。但是生命从来就不是肯定的，不是可以预见的，也不是可以控制的，为了控制生命，他一定得把生命变成死亡，死亡是对生命的唯一肯定。
恋尸癖倾向通常在一个人的梦中得到最清楚的展现。这些梦涉及到凶杀、鲜血、尸体、骷髅、粪匣，有时也涉及到人们变成了机器或者像机器一样的行动。这种类型的梦也偶尔发生在那些并没有表明有恋尸癖倾向的人身上。而在恋尸癖的人身上，这种类型的梦是常见的，而且有时是重复的。
对于严重的患恋尸癖者来说，人们经常能够从他的表情和举止中识别出来。他是冷漠的，皮肤看起来死气沉沉，甚至他的面部表情好像也在散发着臭味。可以说，在希特勒的脸上，人们能够找到这种表情。他是整洁的，烦扰的，学究气的。对这个世界来说，恋尸癖的人的这个方面，在艾希曼的形象中得以典型表现。艾希曼深深地迷恋于官僚秩序和死亡。他的最高目的是服从和对组织机构尽职尽责、忠心耿耿。他驱逐犹太人好像运送煤一样。在他的视野里，几乎不可能看见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仇恨或不仇恨他的受害者与此毫不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