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乐趣和爱。我本人确信，人缺少乐趣、缺少爱是无法生活下去的。由于人缺少乐趣、缺少爱，人的生气竟会锐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这是促使许许多多人走向坟墓的根源。
弗洛姆指出，我们的社会患了病，而且病得还不轻，这种病主要指的是慢性病、萎靡不振和老年人缺乏活力，以及青年人缺乏一种朝气——到处很难见到这种朝气，这实在是一种心死呀！
弗洛姆曾经把这种心死称之为“时代的疾病”。那么病源究竟何在呢？弗洛姆以为，病根就在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活再也没有活力、没有希望了。倘若生活一旦失去了人所追求、渴望的那种希望，那么促使人去奋斗、去起早贪黑地干，以及为希望而活下去的动力就要全部告吹。对某种伟大的、美德和重要的东西的憧憬一旦告吹，人的生气就会像扎了一个窟窿的气球，再也打不起精神继续活下去。
可以直接了当地说，以满足物质需要为其主要目的的工业社会，是造成人的生气锐减的祸根。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主要是中产阶级——它饱食终日，养尊处优，像圈在牲口厩里的一群乳牛，尽管厩内是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但是却感到极度的无聊，无聊得几乎不想再活下去；因为人所追求、所渴慕、并使人的内心世界欣欣向荣的那种东西已荡然无存了。
在过去，每当一种文明到了盛极难继的时候，它往往就求助于战争。现在普遍都蔓延着一种恐惧感。民意测验表明，西方各国大多数居民担心80年代的局势会恶化。
弗洛姆指出，每个人都身怀恐惧之感。这种恐惧恰如无聊一样，是对世界、人、大自然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一种厌弃感。面对着这种恐惧，我们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加深我们的恐惧感。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原子武器，我们所过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令我们越来越感到恐惧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还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
我们的消费和市场经济是建筑在这样一种思维基础上的：人们可以买到幸福，可以买到一切。如果付不起钱去买下某种东西，那么，他就会感到不幸福。然而幸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幸福只能来自自己的努力，来自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幸福决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幸福是世上“最廉价的”东西……最有钱的人不见得就是最幸福的人。
我想，如果要用一个故事来描述现代的精神不健康的人，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故事更经典的了。这个故事的情节极端迷人，它讲的是一个有钱而古怪的男人的儿子。这个男孩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他在这个大宅院里长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也没有人教他读书、写字，他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讲过话。他在父母的大院子里完全与世隔绝。他唯一的宝贝就是一台电视机。他整天守着它，天长日久，他就认为他从电视里看到的一切就是真实的，是确切无疑的。
有一天，他的父亲撒手归天了，他也不得不离开那所房子，来到外面的世界中。但是，面对现实的世界，他处于极度的不安中，一直搞不明白电视里的为什么和他直接看到的现实不一样。这个年轻人一句话也不说，他也不理别人，其实他不会说，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他所能做的就是看，因为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电视节目。
其实，现代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真正感情，爱、恨都因为压抑而变得枯萎了，他的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样，从来不会有真正的体验，完全自以为是地生活、行事；他用矫揉造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替代了坦率真诚的交往，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弗洛姆毫不留情地说，对于这种人我们只能这样来评论：他在自发性与个性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也许是无药可救的了。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这样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诊断的正确性更是毋庸置疑了。
2.“精神病院”中的健康的人
当前我们的时代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无论专家还是门外汉，一般都认为能够很好适应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健康的人，而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无法和别人相处的人，或者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就是社会必然要淘汰的人，不然就是没有能力，或者就是大脑不正常。按照这个逻辑，当代社会中的人是健康的、幸福的人，但是在弗洛姆看来，却是病态的、生不如死的人。
他曾经说，在异化世界的范畴中被看作是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就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而那些被异化社会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最健康的。弗洛姆的最后谈话就是以“病人是最健康的人”为题发表的。
在弗洛姆看来，实际上，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病态，一种是适应很好的人，如那些能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并获得所谓的成功的人，他们在病态的现代社会中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地捞到了金钱、权利和荣誉，然而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却丢失了，他失去了真正的爱以及思考能力，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创造性以及独立自主，就是缺乏出自内心的快乐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正是精神不健全的有力证明。另一种是适应得不好的人，如那些典型的没有自我和独立人格的人，或天生有破坏倾向的人，他们或者被动、依赖、受制于他人，或者破坏、仇视他人，显而易见，这些人是不健康的。
下面是弗洛姆与一家电台记者的谈话的片断，在这次谈话中，弗洛姆以“病人是最健康的人”为题阐述他对现代人的看法，后来这次谈话发表在1980年3月21日的联邦德国《时报》上，以此来纪念弗洛姆。
在这篇对话中，弗洛姆回忆了他的一些经历。他说：
我之所以着手于心理学的研究，恐怕是当时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的缘故。在那样谨小慎微的父母身边，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这种学说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是怎样慢慢地开始怀疑其他的学说的。但是正像这种理论所说的那样，怀疑被压抑着。不过，我在学习期间是一个地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当然，怀疑是逐渐增长的。大约在1932年或1933年，我当时在非常正统的柏林心理学学院获得了学位。在此以后5~6年的时间里，我对这门学说做了严格的分析。这就是说，我一直期待着这种理论或者说这种教条所说的东西从病人的嘴里说出来。我期待着我所期望的东西。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分析学家，如果我有耐心的话，那也会发现一点什么东西。
弗洛姆并不赞成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出他的意料，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同样的概念，如：恋母情结和害怕被阉割生殖器官的恐惧心理，凡此种种。
如果患者向我讲述了一个梦，与此相符，那我就十分高兴。后来我意识到我对病人了解得太少了。
另外，关于这一套东西，他也越感到无聊了。因为在他与病人之间，缺乏那种获得联系，即没有把病人当作人来看待，这是一个错误。于是，弗洛姆说：
我就问自己，我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开始从整体上来看待病人，我与弗洛伊德的性欲分手了。
这种理论局限性太大，我想要认识完整的人、具体的人的结构。不仅仅以家庭而且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认识对象。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是家庭。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充满了局限，这也是他的理论的病根所在。首先，这种学说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观念，认为家庭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弗洛伊德没有超出家庭、即资产阶级家庭的范围。这是他与其他思想家，如比较激进的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不同之处。当然，与马克思的理论更是大相径庭了。弗洛伊德局限在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狭小的范围里，只知道占有和成功。
更令人不解的是，弗洛伊德的男女观念是十分荒谬的。像他这样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竟会从大男子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们对妇女普遍抱有的成见从学术上加以合理化，企图用科学来证明妇女从生理上讲是比较低下的。这种论点与一些敌视黑人的论点和希特勒反犹太人的论点如出一辙。
弗洛姆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正处在危急中，危机迫使这个社会不得不转向这种宗教信仰。他严肃地说，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寻找一条道路，一条真正使人得到尊重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为了成功、金钱、竞争、剥削而生活是不幸的根源。
因此，弗洛姆认为有许多人是已经堕入东方学说中去了。这在根本上是一种欺骗，这是把宗教上的需要商业化。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弗洛姆自己本身就对佛教、禅宗和道教很感兴趣，而且研究颇深。
但是在今天，所谓的兴趣并不是一种真正严肃的兴趣，而是通过现代商业的方法，做广告、宣传、向人们兜售宗教情感和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出售。人距离真正的宗教经验实在是太远了，结果把表面现象当作现实，醉心于现有宗教的那些既不能使他们活跃，也不能使他们得到改变，而他们却认为是更美的东西。
弗洛姆在他的作品中曾写道，欧洲从来就不是基督教的世界。略有宗教知识的人听了也会感到惊讶，“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
其实，怪也不怪。只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因为人们陷于虚幻之中。基督是干什么的？耶稣是一个穷苦人，他一无所求，他不喜欢权力，有人想把他捧上权力的宝座，他拒绝了。他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爱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类。相反，古代条顿人和希腊人的非基督教的信条却是：权力、优势和宁死也要做一个胜利者。
那么我们问，欧洲人的基督精神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崇拜的是什么呢？是穷人吗？是舍己献身的人吗？是爱人的人吗？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不幸的人组成的社会之中，而且人们知道这种不幸，但反而极力掩盖自己。
如果人们正视现实就会看到这一点。这就是说，大多数人都努力向别人显示自己是幸福的。如果谁不感到幸福，那么它肯定是个失败者，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所以人们必须带上一幅假面具，看起来好像是幸福和满足的。否则，他在市场上就失去信用，他就是不正常的人，不勤奋的人。
但是，只要你们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人，就会发现在这幅假面具之后隐藏着的是烦恼、抑郁、失眠和不幸。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在谈论什么“时代的烦恼”，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上的“不快感”。这并不是什么文化上的“不快感”，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快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变成了劳动的牲口，资产阶级阻碍着人们爱、思想，它使人变成经济工具，而不是经济活动服务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