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认为所有投资行为心理学的因素聚合在一起，反映在你身上，就是对风险容忍的程度，就如同一块强大的磁铁将周围的金属物质都吸附在自己身上一样。
巴菲特认为，一个投资者要想成功，必须符合以下6个条件：
（1）必须有工作激情，但不贪心过重，同时对投资的过程入迷。
（2）必须有耐心。
（3）必须善于独立思考。
（4）必须有安全意识。有来自于知识的自信，不草率行事，不固执己见。
（5）承认自己对某些东西不懂。
（6）依照所购买的企业的类型，灵活地进行投资，但永远也不要以高于内在价值的价格来买。
巴菲特建议，比起每股收益来，应该更加重视每股资产收益率，收益也就是由此而来的。每股收益和收益增长是可以通过人为操纵的，但整个资本的收益率是很难做手脚的。
巴菲特有一条理论：如果你预计未来短期无息国库券的平均收益是11％，道·琼斯则等同于账面价值；如果你预计的平均收益是8.5％，道·琼斯则为账面价值的1.5倍；如果你的预计是5％，道·琼斯则为账面价值的近2倍。当然，其中的诀窍是对未来的平均利息率要有一个合理和正确的估计。
巴菲特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老是去卖空，但如果有人这样做，那最好是卖空整个市场——各种市场股票——而不只是那些自认为价值过高的股票，这种做法4次中有3次是有用的，但第4次由于投资大众的追捧，高价位的股票被炒上了天，这时候他就急得只想自杀了。至于巴菲特本人，则对卖空毫无兴趣。
巴菲特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股票的市场价格能够长时间偏离其内在价值。他倾向于在股市疲软时购入股票，如果自己买的股票涨幅达到了第8位，那他就会停下来重新考虑一下。
根据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人遭受损失时产生的痛苦远远大于获得收益时产生的欢愉。大量的试验均表明，人们在面对失败等负面影响时需要两倍以上的诸如成功之类的正面影响才能抵消过去。在一个50∶50的赌注中，如果机会绝对相等，人们就不会轻易冒险，除非潜在收益是潜在损失的两倍之上。
这就是不对称的趋利避害心理：局势不利比局势有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将此原理应用于股市就意味着投资者损失钱的难受程度要比因选择正确而赚钱的高兴程度大过两倍。这个思维逻辑也可从宏观经济理论中找到证据。在宏观经济中，经济高涨期间，消费者一般每创造1美元的财富就增加购物6美分，但在经济衰退期间，消费者在市场上每损失1美元就减少消费35美分。也就是说，损失对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的影响要大大超过收益。如果我在股市上损失了1美元的收益，那我就会减少我的消费35美分，而我若赚了1美元，我只会增加6美分的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痛苦往往难以忘怀而对快乐总是过后就忘的原因。
对损失的躲避心理反映在投资决策上，其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我们都指望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策，但实际上我们谁都没把握。于是，我们宁愿相信自己，为坚持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总是抓住自认为正确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选择紧紧不放，总希望有一天会时来运转，让事实证明自己的决策的确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卖掉会产生损失的股票，我们永远也不需面对我们的失败，但我们又总想很快就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就会在持有与抛出之间痛苦地犹豫不决。
躲避损失心理还使投资者过度保守，因为我们会犹豫不决，最后可能就是消极地持有。比如参加退休基金账户计划的那些人，他们的投资期为10年，却仍将他们资金的30％～40％投在债券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严重的躲避损失心理才会使人如此保守地分配自己的投资基金。躲避损失心理也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会使你毫无道理地抓住明明是亏损的股票不放。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但如果不将错误的股票出手，那你实际上就放弃了你能再次明智投资并获得利润的机会。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在以后好好注意这一点吧！
巴菲特曾忠告所有的投资者：
“胆大心细，这就是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法宝，投资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不要想着去预测或控制投资的结果。实际上，人的贪欲、恐惧和愚蠢是可以加以预测的，但其后果却不堪设想，更难以预测。”
巴菲特认为所有投资行为心理学的因素聚合在一起，反映在人身上，就是对风险容忍的程度，就如同一块强大的磁铁将周围的金属物质都吸附在自己身上一样。金融投资心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在你每天做出买卖决策时，这些概念就变得真实而具体起来。而将做出的所有决策贯穿起来的因素，就是你对风险的感知程度。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投资专业人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帮助人们分析他们对风险的容忍度。证券代理商、投资咨询顾问、金融规划者们都观察到了每个个体行为的不断变化。当股价上扬时，投资者大胆地向股市里增加投资；而当市场回落时，他们又将投资调回到固定收入的证券上。一夜之间，投资者会戏剧性地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卖出股票而买入债券或其他固定收入的证券。这种来回在激进与保守的投资者角色之间反复折腾的现象，激发了人们对风险容忍度的研究。
刚开始，投资咨询顾问们认为，分析和量化风险容忍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通过面试和答卷的方式，他们就可建立一套投资者的风险档案。但问题在于，人的容忍度是基于情感之上的，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有上述构成对资产态度的心理学原理，都可用来测定对风险的反应。当股市大幅下挫时，即使那些在风险档案中非常“胆大妄为”的投资家也变得缩手缩脚起来。而当股价大幅攀升时，不仅是激进的投资者，就连保守的投资者也都增添了新股。
还有另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过度自信问题。在我们的习惯中，风险承担者是备受人们敬仰的。投资者受此影响，趋向于认为自己也具有很强的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实际上他们不能。他们的表现就如同心理学家布瑞特（D.G.Pruitt）所描述的“狂想家效应”那样，只不过是自我暗示下的一种狂想而已。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之一詹姆斯·瑟柏（JamesThurber）写了一篇幽默故事，名字叫《沃尔特·米蒂的私生活》（TheSecretLifeofWalterMitty）。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由丹尼·凯伊（DannyKaye）领衔主演。片中的沃尔特是一个缩头缩脑、鼠目寸光的男人，且完全受制于他那彪悍且伶牙俐齿的妻子。他应对生活的方法是做白日梦，梦中这个好脾气的米蒂被幻化成一个勇猛顽强的英雄，他总是及时出现并解救众生。片中的他一会儿还在为忘了妻子交代的杂事而痛苦呻吟，另一会儿他又变成一位无畏的轰炸机驾驶员，正独自执行一次危险的任务。
布瑞特认为投资者对股市的反应颇像沃尔特对生活的反应。当股价上扬时，他们成为自己眼中的英雄，敢于承担额外风险。但当股价下挫时，投资者拥挤在门口，然后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
究竟如何克服“狂想者效应”呢？我们要找出衡量风险容忍度的尺度，这个尺度要尽可能地解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必须深入到标准分析问答题的表层之下，去探求心理上的深层驱动因素。几年前，美国维拉诺娃大学（VillanovaUniversity）的贾斯廷·格林（JustinGreen）与人合作开发了风险分析工具，这种工具不仅强调明显的、直接的风险因素，更强调人的性格因素。在研究了大量的风险容忍度方面的文献（其中既有理论性文献也有实证性文献）后，将重要的人口统计因素与倾向进行抽象化，并综合在一起考虑，从而得出了更加精确的风险容忍测量尺度。
研究结果表明承担风险的倾向与两项人口统计因素有关：年龄与性别。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不愿意冒险，妇女比男人更小心谨慎。结果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风险似乎与财富的多少没有关系，钱多或钱少对风险的忍耐度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有两项性格特征与风险容忍度密切相关：一是自控能力，二是成就动因。自控能力指的是人们感觉他们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生活的环境，以及做出相应生活决策的能力。那些认为自己有控制周边环境能力的人被称之为“内在人”。相反，“外在人”认为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控制能力，就像一片树叶被风吹来吹去，无法控制。由此可以看出，具有高度风险承担倾向的人绝对是属于“内在人”一类的。
成就动因可以被描述为人们做事的方向感。我们发现善于承担风险的人是方向感很强的人，尽管对目标的高度集中可能会导致深深的失望。
当然，掌握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倾向，还不仅仅意味着像是在自控能力与成就动因之间画一条相关直线那样简单。为了解开性格特征与风险承受之间的真正关系之谜，你还需要知道你对风险发生时所处的环境的看法。也就是说，你认为股市是最终结果仅仅取决于运气的一场游戏，还是一个偶然的两难推理局面，但精确的信息和理性的选择相结合将会产生理想的结果。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所有这些性格因素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如果人们相信市场是由机遇推动的，他们就会躲避风险。但如果他们相信市场结果是技巧的产物，就会产生高度风险承担的倾向。
现在清楚了，展示出高度风险忍耐性的投资者是会制定目标的人，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环境并最终影响结果。他把股市看作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起作用的两难推理的场所。在此，信息和理性的选择相结合就将产生获胜的结果。
巴菲特正是那种相信股市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但以人的理性为主导的场所的人。只要你在投资时坚持客观地看待风险，并以自己对市场的真实看法来应对市场上的云诡波谲，那么你就是对风险具有高度容忍的投资者，你就可以在坦然面对短期的市场风险之后，获得长期的市场回报。
